引人瞩目的全国统一“碳排放权”交易市场近日于上海正式启动，无疑是中国“碳金融交易体系”建设重要的里程碑。“碳达峰、碳中和”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大事。在2020年第七十五届联合国大会上，中国向世界宣布“二氧化碳排放2030年前达到峰值、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这样的“3060”目标，缺不了金融市场保驾护航。而证券化交易体系的创新建设，则要调动各方面积极性，步步为营、逐渐完善。

之所以“3060”目标一定需要金融市场保驾护航，最基本原因在于其巨大的投资规模。综合多家市场化机构的估算，未来30年间我国碳中和的总体投资规模，将在100多万亿元，甚至更多；另一方面，随着土地财政逐渐降温，各级政府财政支持力度估计只能占10%左右，其余的资金都需要通过市场机制撬动，必然需要绿色金融创新、特别是对绿色科技的直接投融资支持。很多学者观点侧重绿色信贷和绿色债券的作用，应该说有一定道理。但是，债务融资虽然规模潜力较大，但归根到底还是要依靠中央政府的信用、让子孙背上了债务税收的包袱，不宜过分扩张。

可见，碳金融交易体系不仅是绿色金融的一个新兴领域，更是未来会在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过程中发挥核心定价机制作用：碳交易把二氧化碳排放权作为一种商品，通过市场化交易安排，由碳排放多的行业和企业向碳排放少的企业付费，鼓励企业应用新技术控制碳排放量，最终形成市场化的碳排放价格，把握绿色发展的临界点。

绿色发展需要有个临界点概念，也就是一个国家控制碳排放，实际上增加了实体经济，也就是工矿企业、电力部门、居民生活的成本，必然拉低经济增长速度，因此不可盲目冒进，必须处理好环保与发展的平衡，依靠市场博弈定价、优化资金使用效率，步步为营达到目标。这种科学发展、渐进推进的环保市场模式，在发达国家、特别是欧盟过去20年的实践中被证明是有效的。

中国的碳排放权交易也已积累了10年经验。早在2011年，国家发展改革委就设立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区域。我国巨大的经济体量，让碳金融交易有规模基础：据世界银行预测，中国高峰时碳配额成交量可达到260亿吨以上，以7个试点交易市场和上海最新碳价平均的50元/吨计算，中国碳金融交易基数将在万亿人民币以上；再以当前欧盟碳价预判我国碳价上涨趋势和空间，2030年中国碳市场交易额在3万亿元左右，应该不算离谱。

规模巨大的碳金融交易，需要公平、合理、高效的交易体系，形成价格激励信号：一方面督促高碳行业对原来的设备和技术进行改造升级，另一方面也要吸引和鼓励多样化社会资金投入减排额度项目，获得核证自愿减排量（CCER）。通俗地说，社会上任何一个企业，都可以通过对诸如植树造林的“固碳”项目进行投资，并通过认证获得碳减排额度、也就是CCER，并在交易市场出售，获得收益。

两个A股上市公司刚刚公示的交易，就是CCER投资的典型案例。2021年6月28日，内蒙古的包钢股份主业发展势头好，为了控制碳排放成本，与岳阳林纸股份为碳汇合作签署初步意向协议。根据公开信息，岳阳林纸将向包钢股份提供不少于200万吨/年的CCER的自愿减排指标，排放周期不少于25年，总量不少于5000万吨。岳阳林纸之所以“有底气”卖碳排放额度，就是因为其通过技术创新投入、发展林浆纸一体化模式，在湖南、湖北、广西等地广布造林业务，拥有规模近200万亩林业基地，加上近万亩绿化苗木基地，保证每年碳汇约200万吨。而远在内蒙古的钢铁企业，通过综合计算成本和产出，购买CCER实现可持续发展，是碳金融交易优化资源配置的典型案例。

可以想象，这个金融创新必然面临很多规则细节的问题。但是，案例揭示的“调动地方政府和上市公司积极、挖掘碳中和投资潜力”总体方向，却无疑是正确的。中国地大物博，各区域间发展模式差异巨大，碳减排的环保成本差异更大。对于很多中西部、经济欠发达地方政府而言，坐拥绿水青山，完全可以不盲目投资重工业化，而是通过深挖绿色生态经济的潜力，通过CCER额度的创造，发绿色环保的财，真正实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虽然中国“3060”志向远大、碳金融交易体系建立更非一朝一夕的事情，但是只要越来越多的地方政府和企业都能发挥其主动性，积极挖掘CCER新技术、新模式，必然会有越来越多的资金和金融机构加入碳金融交易体系，最终实现多方联动发力、共达碳中和目标。（作者为甬兴证券副总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