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上半年，笔者在南方某省的一所乡镇中学调研时，对该校副校长反映的一个情况印象很深，他说：“十年前的学生，成绩好的身体不好，成绩不好的身体倒是很好。而现在的学生成绩不好，身体也不好了。”他不无担忧地总结道，一些学生出现了“精神塌陷”问题。

这位副校长的观察并非地区个例，笔者在各地调研，发现不少乡村地区的一些青少年的确存在精神面貌不佳的问题。基本表现是学习能力和学习基础下滑，学习兴趣黯淡，身体状态不佳，不爱学习、不锻炼身体，缺乏明确的人生理想，对未来发展抱着无所谓的态度，过一天算一天，缺乏青少年应有的阳光与阳刚。一部分学生初中毕业之后就进入社会，但是“既不进学校也不进工厂，而是躺在家里玩手机”。

青少年出现“精神塌陷”问题，与网络世界吸引、家庭管教失能和学校管理失效相关。

随着智能手机的快速普及和网络娱乐项目的开发，手机成为不少青少年最亲密的玩伴，他们喜欢打手机游戏、刷抖音。相比枯燥乏味的学业课程，游戏和视频不需要复杂的逻辑思考，充满趣味性和消遣性。一些中小学生放假回家后，可以抱着手机不离手，有的学生寒暑假玩手机可以连着两三天不睡觉。在集镇和村庄，只要是有青少年出现的地方，几乎都有抱着手机玩游戏的景象。尽管国家进行了治理，但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游戏公司预留了诸多策略空间方便青少年持续地玩游戏。

近期调研发现，随着留守儿童问题报道增多，越来越多的年轻父母回到家中陪伴孩子成长，但是父母回乡仍然无法从根本上解决一些孩子沉迷游戏、精神状态不佳的问题，因为父母缺乏相关教育指导，不善于与未成年人沟通，亲子之间经常发生管教冲突。此外，一些父母自身也沉迷游戏，更加缺乏管教孩子的权威。

家庭劳动教育具有重要的强身健体和责任培养功能，但是随着农村家庭财富增加及经济条件好转，父祖两代人都弱化了对子代的劳动教育，也不让他们承担更多家庭责任，而是尽可能满足他们的各种要求，给予他们全方位的呵护。一些外出打工的家长，出于亏欠心理，对孩子也是有求必应。

从学校的角度来讲，青少年的“精神塌陷”问题，与学校的考核能力和教育能力受限所导致的管理失效有关。一方面，学校针对学生知识学习进行考核的能力受限。由于中小学不断弱化甚至取消竞争，同时不允许学生留级，不论学生是否掌握了基础知识，都可以一路升学。因此，有些学生对于学习采取被动应付态度。另一方面，外界诸多主体对学校的介入太多，对学生的保护过甚，导致学校对学生的管理受限。比如，学校原本拥有有规可循的校纪校规，学生不完成学校规定的任务要受到相应处罚，但是学校针对学生的合理处罚，一旦被曝光往往变成教师之错，却忽视了学生之过。同样，学生在参加学校必要的体育活动或课程时，一旦出现安全事件，家长也将责任全部推给学校，导致学校不断丧失锻炼和培养学生身体素质的能力。

少年强，则国强，笔者认为，要改变青少年的精神面貌，得从以下三个层面着手：

一是需进一步加大网络空间的治理力度。针对游戏管控，需要不断提高青少年接触游戏的门槛，严格限制学生进入端口的机会，压缩青少年参与游戏的时间，淡化网络空间对于青少年的吸引力，将学生从虚拟世界中解救出来。针对手机治理，需继续严格执行禁止学生带手机进校园的政策，支持学校采取各种手段和措施，通过物理隔断的方式治理学生的手机瘾。

二是要强化学校的综合教育供给能力。综合教育供给既包括知识教育供给，也包括素质教育供给，即品德、体育、美育和劳动教育。一方面需允许学校对学生的知识掌握程度进行考核，确保学生达到义务教育的基本要求，在知识教育过程中培养学生勤奋好学、积极上进的良好品质。另一方面需确保学校的教育权威，给予学校进行知识教育和素质教育的统筹空间，建构一套有助于培养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教育体系，既让学生能够接受知识教育，也能够让学生获得德体美劳等方面的发展，为学生塑造一个健康、充实、有意义的校园环境。在重建校园生活的过程中，避免校外主体对学校进行的不当干涉，确保学校拥有足够的空间进行改革、规划和实施。

三是引导家长配合学校教育。当前教育界流行一个“5+2=0”的教育公式，意思是如果缺乏家庭教育的良好配合，5天的学校教育所取得的效果可能被2天的家庭教育抵消。尽管这个公式不一定完全正确，但是反映出家庭教育对于学校教育的影响。因此，在调整学校教育的同时，需要引导家长配合学校进行学生管理，充分尊重学校的权威，支持学校合理合法的教育管理行为；还需合理调整家庭教育，培养学生积极的学习观念、劳动观念和规则意识。此外，还需引导部分家长约束自身行为，以身作则。（作者是中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师，武汉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研究人员）

疫情暴露“去工业化”真相

宁胜男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南亚、非洲和拉丁美洲多地成为疫情重灾区，一些发展中国家陷入大规模失业、极端贫困等社会经济困境。应对危机能力缺陷背后，折射的是这些国家过早“去工业化”的结构性问题。

“去工业化”最早在20世纪60年代出现于发达国家。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很多发展中国家也出现了类似现象。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1980年巴西制造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为30.3%，此后“断崖式”下跌，到2000年仅为12.7%；印度制造业增加值在未超过GDP的18%时已震荡下行，到2020年降至13%。由于这些发展中国家开始“去工业化”时工业发展水平并不高，劳动生产率和人均收入尚在低位徘徊，国际上将这一现象称为过早“去工业化”。

曾几何时，这种过早“去工业化”模式并未引发太大争议，尤其是本世纪初，国际石油和大宗商品价格的上涨助推了拉美和非洲的经济增长，印度则依靠计算机软件等服务业出口赢得“世界办公室”的称号。在“华盛顿共识”和全球新自由主义浪潮的影响下，“服务业提前取代工业”的发展模式受到不少国家推崇，很长一段时间内，“去工业化”“退二进三”被看作是一国产业结构高级化的象征。

但是，新冠疫情暴露了过早“去工业化”国家“体虚畏寒”的真相。

过早“去工业化”导致增长乏力。人类经济发展史表明，制造业等工业部门能够更快地提升生产效率，实现生产力的大发展，被看作是经济增长的发动机。对于低收入经济体，制造业还是承接发达国家产业转移、利用后发优势实现弯道超车的关键部门。过早“去工业化”，经济缺乏一个强大的制造业作中坚支撑，一是导致国民经济的“空心化”，增长的步子不稳，遇风险易折损；二是经济主导地位由批发、零售、酒店等传统服务业占据，这些行业产品难以规模化量产，生产率不高，且多依赖内需“一条腿走路”，易引发经济增速放缓，增长动力减弱。

过早“去工业化”加剧失业和贫困。很多发展中国家具备充足的劳动力资源，但是，过早“去工业化”导致劳动力无处可去，带来大规模失业或隐性失业问题。从农业析出的大量劳动力无法在正式的制造业部门实现就业，只能流入低生产率的传统服务业，从事家政工、服务员、小商贩等低端职业，不仅收入低，也缺乏制造业工人享有的基本劳动和社会保障。根据印度2009-2010年普查数据，在全印4.65亿的就业人口中，正式部门就业人口仅有2800万，剩余4.37亿都在组织程度低、生产规模小的非正式部门勉强安身。疫情暴发后，由于社会经济活动的停滞，这部分人口往往生计无着，被迫滑落至极端贫困境地。

过早“去工业化”易激化阶层冲突，带来沉重的社会成本。制造业的早衰导致中等收入人群规模缩减，社会收入分配结构变为“哑铃型”，财富日益向资本所有者集中，少数高素质劳动力得以进入金融、互联网等高附加值行业而获得高收入，大多数劳动者则做着低端服务业工作，由于严重缺乏议价能力而不得不忍受低报酬。长此以往，劳动者内部形成“内卷”，社会贫富差距问题进一步凸显，底层民众情绪发酵，社会冲突与矛盾日益上升。疫情加剧了这一趋势，近期不少学者警告世界正在走向“巴西化”，背后也有过早“去工业化”的影子。

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去工业化易，再工业化难。后疫情时代，在美欧等发达国家强调“供应链安全”、纷纷推出重振制造业计划之际，国际经济体系留给发展中国家工业化的空间更趋狭窄。发达国家由于资本积累雄厚、科技实力强劲，容易在工业4.0时代夺得先机。相反，工业自动化趋势将侵蚀低收入经济体的劳动力比较优势，削弱其对工业投资的吸引力。有鉴于此，新一轮产业革命很可能导致国家间的两极分化，那些过早“去工业化”的发展中国家将被甩在后面，甚至出现经济倒退，在世界经济中的弱势地位也可能被长期固化。（作者是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发展中国家研究所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