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导致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经济鸿沟进一步拉大，特别是对于那些依赖旅游业和商品出口的发展中国家经济冲击尤甚。此外，新冠疫苗采购数据显示，目前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的绝大部分人口仍无法获得有效保护，由此可以推断未来这些国家需要将更多财力投入到疫情的隔离和防控措施上，导致它们的经济发展预期更加黯淡。在此背景下，如何推动发展中国家经济复苏对于国际社会来说不仅是道义责任，更是在全球化市场中为自身经济的稳定寻找出路。
然而，当前以发达国家为主的各主要援助国同样受到疫情冲击，经济表现乏善可陈，导致对发展中国家提供支持的能力不足。此外，由于国内经济低迷、失业率飙升，西方国家对外提供援助的意愿同样不足。有国际研究机构建议，由于富人受到疫情的冲击较小，政府可以增加对富人征税的方式，来扩大对外援助预算。这种经院式的研究路径，确实给人以“何不食肉糜”之感。因此，对于发达国家来说，要保持对发展中国家的影响力，只能发挥无偿援助资金的杠杆作用，来撬动更多的商业贷款，由此必然导致债务的激增，这也是为什么西方接连炒作中国“债务陷阱”的原因。率先把帽子扣给别人，其实自己正在制造更多的债务。
面对如此严峻的全球发展格局，中国对外援助肩负的期待和责任更加沉重，每一个动作都会成为政界、学界以及舆论的焦点。如何有效推动发展中国家后疫情时代的经济复苏？减债和缓债都只是权宜之计，只有以“可持续发展”为目标解放思想、创新模式，才能有效推动发展中国家减贫和增长，进而将世界经济整体拉出泥淖：
一方面，要锐意创新思想，进一步推动治理经验的分享。中国的治国理政经验一直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所推崇。从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农村包围城市”到改革开放后以市场为基础的经济体制改革，再到党的十八大以后政治、经济双管齐下全方位推动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一系列制度创新早就超越国界，为发展中国家所熟知。因此，我们有底气将中国的治理经验贡献给世界。为此，中国对外援助应进一步解放思想，在坚守“不干涉受援国内政”这一政策红线的前提下，不要为西方“制度输出”话语所束缚，主动通过技术合作、人力资源开发合作等多种方式，与广大发展中国家开展治理经验的交流。从宏观视野的精准扶贫经验，到微观经济的“放、管、服”打造现代服务政府，知识的分享和平行转移对于推动发展中国家与全球价值链接轨具有重要意义。
另一方面，要转变援助模式，加大贸易援助力度。客观来讲，近年来中国对外援助预算增长迅速，根据2021年最新公布的白皮书，无偿援助在中国对外援助总额中占比逼近50%，主要依靠增加资金的粗放方式来扩大援助并不现实。因此，中国对外援助亟须转变方式，在现有的资金盘子里做更多的事情。即便退一步讲，针对发展中国家的债务问题根本上也是个发展问题，只有激活受援国经济增长的动力，才能缓解债务压力。理论上，发展学的基本假设是，推动增长要满足两个基本要素：一是增加生产要素投入，二是提升资源配置的效率。那么在全球化背景下，贸易无疑是提升资源配置的最有效方式。实践上，中国拥有巨大的市场潜力，发展中国家有通过市场交换获得其他发展要素的需求，因此，中国对外援助可以化“输血”为“造血”，通过进博会、减免关税、服务贸易豁免等途径，加速发展中国家间的要素流动性、提升生产率，促使它们向可持续增长的方向迈进。
当前世界经济要走出疫情阴霾，还需要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加之气候变化等发展风险激增，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复苏之路更加步履维艰。为此，各主要援助方都需要摒弃保护主义、民粹主义，打破思维定式，创新协商，共同推动全球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作者是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副研究员）
来源：环球时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