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大博导走进非洲续写“中非情缘”【8年拍摄4部中非民间交往纪录片】

　　“开线喽！”一位叫波比的非洲人，站在浙江义乌附近的工厂车间，用熟练的中国话张罗着自己的化妆品生产线。

　　近日，纪录片《波比的工厂》(又名《中非工厂》)在凤凰卫视中文台播出。片中主人公是一位来自尼日利亚的非洲人，名叫波比。他和中国妻子在义乌附近开了一家化妆品工厂，产品主要销往西非。导演张勇持续跟踪拍摄波比3年，记录了他在面临人员流失、观念冲突、外贸受阻等重重困难中做出的种种努力。

　　这部深入观察中非民间交往的作品被耶鲁大学永久收藏，曾在尼日利亚国家电视台(NTA)连续播出3周。

　　《波比的工厂》导演张勇是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过去8年，他带着学生拍摄了4部中非纪录片。作为一名大学老师，他希望影像能呈现给更多受众，让观众看见多元非洲。

　　记者近日专访了张勇，以下为对话实录。

　　一部片子前后跟拍了3年

　　记者：您在片子中提到，义乌是非洲人在中国的第二大集聚区。义乌有3000多名非洲人，您为何选择波比作为拍摄对象？

　　张勇：2015年，我在拍摄系列纪录片《我从非洲来》时认识了波比，那时他除了做贸易，还在义乌附近经营着一家非洲餐馆。

　　2018年，波比和中国妻子在义乌附近开办了一家外销西非的化妆品工厂，我意识到这是一个有趣的转变。我的研究视野中，非洲人在中国做外贸、做中介生意的很多，开办工厂我还是第一次见到。

　　同时，波比本身也是一个有趣的人，很适合出镜，他笑起来非常有喜感，我喜欢称他为“非洲陈佩斯”。得知他的生活有了新变化，我决定继续跟拍波比。

　　记者：这部片子中有很多打动人的细节，大到跨国生意，小到员工之间闹别扭，您是如何抓取这些细节的？

　　张勇：2018年9月，我们开始跟拍波比的工厂生活，一直持续到2021年8月。起初因为有学校的教学工作，我常常是周末和摄影师、学生一起去拍，积攒了大量的日常生活素材。

　　我们的拍摄属于跟拍型、观察类的拍摄，观众可以把我们想象成“挂在墙上的摄像头”，我们拍摄的素材量非常大。当时老板娘开玩笑说，除了上厕所和睡觉，其他都可以拍摄。

　　最终，呈现出来的纪录片电影版时长80多分钟，电视版时长75分钟。观众最终看到的内容是我们拍摄内容的1/15。

　　《波比的工厂》这部片子，我们前后跟拍了3年，跟拍过程中我们和很多员工成了朋友，大家也愿意我们走进他们的生活。

　　起初，波比工厂里的年轻员工对我们有戒备，我到工厂拍摄时，工人们老觉得我是老板波比的朋友，而我的摄影师以及我的学生因为和工人年龄相仿，更容易走进工人的生活。

　　记者：在这部片子中，您用了很长的篇幅讲述中国工人的状态，让观众看到流水线工人的喜怒哀乐。在一部讲述非洲人的片子里，您为何会将镜头对准中国工人？

　　张勇：影片中，我们采取的是一种小人物的叙事方式，选择的是那种鲜活的、底层的、相对草根的人物。

　　波比在中国的故事，离不开他工厂里的中国工人。这个故事的发生地在长三角，讲述长三角工厂里的故事，也离不开中国工人。

　　还有一个考量是，之前我们提起非洲，大家觉得离自己非常远。现在，越来越多的非洲人来到中国，走进我们的生活。从这个层面上看，展现波比和中国工人的关系也是非常必要的。

　　很多非洲人

　　误认为中国人都会功夫

　　记者：在这部片子里，大家被波比的幽默和从容“圈粉”。比起影片中其他人的焦虑、忙碌和迷茫，波比显得更从容通透，更有耐心，这是否也是文化差异带来的不一样？

　　张勇：我觉得非洲人的性格整体是乐天派。非洲人和我们在很多看法上不一样，比如对物质层面的追求，他们比我们要从容一些。

　　波比来中国已经十几年了，已经非常适应中国人的节奏，但他还是一个非洲人。“中国通”的波比更像是中非之间的一个桥梁。

　　记者：在影片结尾处，为了让工厂走向专业化，波比聘请了一位厂长管理工厂。不知波比和他的工厂怎么样了？

　　张勇：波比已经将工厂转让了出去，离开中国回尼日利亚了。去年12月，他的妻子先去了尼日利亚，后来，波比也过去了。他们的孩子还留在中国读书，他们还在继续做中非贸易。

　　记者：您之前说过，希望通过纪录片的形式，打破观众对非洲的一些刻板印象，呈现一个多元化的非洲。那在您的认识中，真实的非洲是什么样的？

　　张勇：非洲有50多个国家，每个国家都有不同的政治、经济、文化，非洲是一个多元、复杂的区域。

　　大家提到非洲，会联想到落后、原始、暴力、瘟疫等，但非洲也有现代、发展中的一面。上个月，我们去乌干达拍摄，我们看到的、拍到的乌干达也有很多高楼大厦，我们希望能展现非洲的另一面。

　　现在，很多人通过短视频了解世界，但也需要警惕信息化、数字化可能会造成另一种刻板印象的固化。

　　记者：刚刚谈到我们对非洲的印象，那非洲人对中国的印象是什么样的？

　　张勇：没有来过中国的非洲人，对中国的普遍印象是中国发展得好，比较有钱，他们会将中国当作向往之地。当地孔子学院的很多学生都很向往来到中国。

　　但部分非洲人对中国的认识也很片面。他们多是从一些电影、电视中了解中国，很多非洲人误认为中国人都会功夫。前段时间我们去非洲，当地的小孩见到我们，就和我们比画“哼哼哈哈”的中国功夫。这其实也是一种刻板印象，也是由媒介所塑造的。

　　影像比论文能抵达更多受众

　　记者：您从什么时候开始关注非洲文化的？为何会选择非洲作为您的研究对象？

　　张勇：2012年，我开始在北京电影学院读博士。自己做研究时没有看到一篇系统的、由中国人写作的有关非洲电影的书或是学位论文。

　　2013年，我到西雅图访学，跟随一位尼日利亚裔的学者，当时看了好多尼日利亚“诺莱坞”的电影，以及一些非洲作者的电影。那时候我真正意识到，大量与非洲有关的电影都是被西方主流框架筛选后的作品。

　　2014年，读博期间我去南非给一位当地导演做助理，他当时在拍摄《华人在南非》。其间，有幸找到一些影片和文献资料，完成了博士论文。

　　记者：上个月，您的新书《影像突围：非洲电影之光》出版。您一边授课，一边写书，一边拍片子，您是怎么做好时间管理的？

　　张勇：上课、做研究和拍片子其实是一体的，可以相互促进。我的学生也会参与纪录片的拍摄、剪辑，相当于是我和学生一起做实践。

　　我一般是利用业余时间做片子，所以片子产量也不高，基本上是一两年才做出一部片子。从2015年开始，我一共拍摄了《我从非洲来》《重走坦赞铁路》《波比的工厂》《我到非洲去》等4部中非纪录片，目前还有《“90后”的中非情缘》正在制作。

　　在《“90后”的中非情缘》中，每一集我们都选取了非洲青年和中国青年作为“双主角”，通过年轻人的视角，讲述他们眼中的异国文化和中非交流。

　　我在非洲调研的过程中注意到，很多中国“90后”在非洲已经独挑大梁或是成了中坚力量，许多人是自己一个人带着几十个当地人在干。这样的故事还挺打动我的，我希望能把这个故事讲给大家听。

　　记者：今年是“一带一路”倡议提出的第10年，也是您做非洲影像文化研究的第10个年头。在您看来，“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对非洲国家带来了哪些变化和影响？

　　张勇：我们能很明显地感受到非洲面貌的改变。这几年，很多中国企业在非洲做基建，非洲一些城市的外观或者繁荣程度有了明显提升。当地的一些高楼大厦，有不少就是中国企业承建的。

　　中国企业到非洲后会雇用当地青年人，给非洲青年提供更多的机会，他们的收入也比当地企业给得高，提高了当地人的收入水平，我觉得这是一种双赢，为非洲的发展带来了新契机。

　　文/记者张维纳

【责任编辑:李明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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