丰碑不可逾越
来源：本站 发布：2021-01-11 点击：415
【获奖者名片】
联合国前秘书长
法语国家组织秘书长
埃及前副总理、外交部长
布特罗斯·布特罗斯·加利博士
他曾叱咤联合国政坛，出任埃及政府高官。他一生为世界和平分神操劳、呕心沥血，他为祖国繁荣富强，殚精竭虑，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生的伟大，死的光荣，民众哀思举国悲，八亿神州泪分飞，呕心沥血干工作，殊勋盖世间，无法磨灭；鞠躬尽瘁为人民，英名满天下，有口皆碑。他走了，几乎什么也没有给家人留下。虽膝下无子女，但世界人民是他的亲人，亿万青年是他的后辈。
丰碑不可逾越
----记联合国时任秘书长布特罗斯·布特罗斯·加利博士
在缅怀联合国时任秘书长加利逝世一周年纪念大会上，一则时长半分钟的《获奖者》短片视频介绍完毕，等不及字幕滚完、全场亮灯，周遭即是一片掌声，献给93岁高龄的获奖者加利，献给这位依然“健在”的联合国时任秘书长。
天下谁人不识君
2016年1月20日,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接见的荣获“中国阿拉伯友好杰出贡献奖”10位阿拉伯友好人士中，一位身坐轮椅，身穿西服，打着领带，头戴眼镜，出席颁奖仪式的获奖者格外引人注目。
他是习主席最先握手的阿拉伯友人，在习主席发表热情洋溢的讲话时，坐在第一排的他微微仰着头，安详地注视着习主席。他精神尚好，很难相信岁月并没有在这位93岁高龄春夏秋冬一年四季整年整月整天与国际事务打交道的埃及老人身上留下衰老的痕迹。他的声音仍然铿锵有力，与人交谈时镜片后的双眸一直面带着微笑。谈话时他端端正正地坐在轮椅上，却时常会照顾着客人，生怕客人哪些有什么不舒服的感觉。离他很近时，也很难在他微笑的脸上找到一丝疲惫。他的精气神仿佛是从骨子里长出来的，每一个眼神都弥散着深入到他的血脉之中的那种阿拉伯式典雅。从加利脸上的笑容可以看出，他对来自14亿中国人民的褒奖甚感欣慰。
那么，这位身坐轮椅，举止高雅的获奖者姓氏名谁？如前所述，原来他就是曾叱咤埃及政坛出任埃及外交事务国务部长、副总理，之后，一路走向联合国大厦38层办公室的联合国历史上，第一位来自非洲以及阿拉伯国家的前联合国秘书长布特罗斯·布特罗斯·加利博士。
时光流逝，岁月如梭。然而，天有不测风云。2016年2月16日，就在加利博士刚刚被中国政府授予“中国阿拉伯友好杰出贡献奖”，并受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亲切接见，荣获奖牌和证书的27天之后，以温文尔雅、彬彬有礼闻名于世界政坛的布特罗斯·布特罗斯·加利博士，竟然一夜之间在开罗Al-Salam医院撒手人寰，悄然辞世了。谁也没有想到，这竟是加利生前获得的最后一个荣誉。
噩耗传来，震动联合国上下和埃及朝野，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闻讯，随即当天在安理会厅外宣读声明，表示哀悼，对加利先生逝世，深表悲痛。声明称，他是“联合国历史上最杰出的秘书长之一”。潘基文说，联合国将哀悼这位为世界和平与国际秩序作出宝贵贡献、值得铭记的杰出领导人。委内瑞拉常驻联合国大使拉斐尔拉米雷斯说：“我们被告知前秘书加利秘书长逝世的消息。安全理事会15国代表全体成员起立，为93岁的前秘书长加利肃立默哀一分钟。
逝者如斯，加利逝世后，埃及总统阿卜杜勒·法塔赫·塞西发表声明哀悼布特罗斯·加利。塞西在声明中说：“对布特罗斯·加利的离去，我深感悲痛。他说过：‘我将为国奉献，保持国家政治学者的象征。’”塞西总统接着说：“在国际层面上，他是埃及人民的楷模。”“加利不仅是埃及的，更是世界的。我们缅怀加利，是他为国际政治舞台增添了更丰富的内容，”埃及总统塞西这样评价加利。2月18日，埃及将以军事葬礼的形式为这位老人送行。
埃及外交部也发表声明哀悼加利，称他是“埃及外交历史上的杰出领袖。”
而埃及首都开罗上百万市民也在2月16日晚以熄灯的特殊方式，聚集在Al-Salam医院的入口处，悼念这位前联合国秘书长，埃及政坛巨星的不幸陨落。一位世界人民心中敬仰的老人，一位杰出的国际政治家外交巨擘，一位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安详地离开了这个世界，留下一份对和平的执着和对未来的期许。
时至今日，年过古稀的加利好友穆罕默德依稀记得加利去世的那天晚上，从全国各地、世界各地赶来的成千上万加利的亲朋好友及社会各界民众，黑压压聚在开罗医院大门外，大家胸戴白花，眼含热泪，在黑夜中久久站立……
埃及民众心目中的加利，这位埃及历史上最杰出的副总理、外交史上资深杰出外交家；联合国历史上，最杰出、最值得令人铭记的秘书长，如同一面旗帜，穿越时空，不畏风雨始终以惊人的毅力和卓越的功绩飘扬在埃及大地上。从他出任埃及政坛高官，到荣任联合国秘书长之日起，加利就成了人们心中的一面旗帜。
这面旗帜鼓舞民心，激励民众，引导人们从胜利走向胜利。
在工作岗位上，他以为民服务为本，以默默奉献为志。他用为人民服务是永远的本分为宗旨，勤奋忘我工作的一生，给亿万民众树立起一面信念的旗帜。旗帜问题至关重要，旗帜就是方向，旗帜就是形象。古人云,“志不立,如无舵之舟,无衔之马,飘荡奔逸,终亦可所底乎?人生在世，加利就是光辉形象的先进代表，他拥有一颗春蚕的心，一片红烛的情。若把加利当作心目中的“一面旗”，你的人生就有了奋斗的动力和生命的活力！当你向着这面大旗义无反顾地前进，孜孜不倦地追求时，请相信，没有什么目标不能达到，没有什么奇迹不会发生。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埃及、联合国变化翻天覆地。但是，那块土地上所发生的一切，加利博士留在那里的身影，将永远镌刻在人们的心里。因为做人的境界，因为友好的精神，加利，朽者不朽！
生也埃及，死也埃及，祖国生死系。时间是真理的忠实听众，一切嘈杂喧嚣都会湮灭在时光的尘埃里，一切真知灼见都将沉淀在历史的河床上。如果说加利为世界和平与国际秩序作出宝贵贡献、是一位德高望重值得铭记的领导人；如果说加利长期致力于发展中国家的和平与发展事业，为维护发展中国家的合法权益做了大量有益工作；如果说作为秘书长，加利对联合国尽职尽责，给联合国留下的印记不可磨灭。在其任期内曾引领联合国走上复兴征程，显示了真理的伟大力量；那么世界“重新发现加利”则表明埃及人民、世界人民所追寻的主义，“依然是当今世界的真理”。
如今，斯人已逝，风范长存。世界各国人民一直都深切怀念着这位忧国忧民、敢为人先，勇于担当、忘我工作的前联合国秘书长。尽管他是只担任了一届联合国秘书长，且是唯一位没有连任的联合国秘书长，但在埃及和世界人民心中这段时间弥足珍贵。他给世界人民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他在埃及和世界人民心中永远是一座光芒四射的丰碑。
“此前外界也曾传出过一些关于加利病重的消息，2016年2月11日，布特罗斯·加利因身体不适便住进了开罗Al-Salam医院。随后，布特罗斯·加利的犹太族妻子玛丽娅·莱拉立即接到了埃及总统塞西的问询电话。但没有想到这一天竟然来得这么快。一股抑制不住的情感从心头涌起”。
加利博士谢世的消息传来，中国人民万分悲痛，因为中国失去了一位向世人解读中国外交战略，向世界讲述中国故事的大师。回想当年，加利博士一生中的重要时段，一幕幕令人难忘的画面次第浮现。
加利已去，但他的音容笑貌、精彩人生依然传世于人间，留存于中国人民心中。当我们梳理加利走过的人生轨迹时，可以清晰地看到，他由外交上的外行变成内行的行程每一步，都印刻着加利的品德、性格、胆略、毅力、忠贞、气魄、果敢、直言的阿拉伯人作风。面对扑朔迷离的国际形势，变幻莫测的外交风云，错综复杂的国际关系，跌宕起伏的历史进程，他临危不惧、沉稳应战、尽职尽责、不辱使命。
“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这是中国著名诗人臧克家的名句。
的确，联合国前秘书长、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加利博士虽已长辞人世了，但中国人民心里永远铭记着这位卓越的世界领袖，中国人民的真朋友。
2016年2月22日，中国驻埃及大使宋爱国和夫人王金娥前往联合国前秘书长加利宅邸，看望其夫人玛丽亚·加利。
宋大使表示，中方对加利秘书长不幸逝世深感悲痛，中国领导人专门发来唁电表示哀悼。加利秘书长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也是世界和平的推动者，他为中埃友好合作和国际和平事业做出的卓越贡献将载入史册，永远为中国和世界人民所铭记。
加利夫人感谢中国领导人来电慰问，感谢宋大使夫妇专程登门前来看望，并深情回忆起加利秘书长生前20多次访问中国的情景，表示她本人及加利身边工作人员愿继承加利的遗志，继续为促进埃中友好和世界和平而奋斗。
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世界各国政要均发表了纪念他的署名文章。加利博士作为中国人民的老朋友，我只凭自己的一点认识，在别人遗留的空白处填补几笔。
联合国的保安和秘书说，在任时，他每天都来上班，“不外出开会、不出国考察的话”八点半前肯定到他的办公室。加利的夫人说，“不生病、不去医院的话”，他肯定每天准时坐在他的办公桌前，真难以想象93岁高龄的耄耋老人还有这么大的工作劲头。”
加利与联合国
人生如棋局，落子收官之间品性尽显。
在世界人民心中，身高1.73米的布特罗斯·布特罗斯·加利博士，天生就是伟人。
加利一生，是光辉的一生，战斗的一生。正如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所说，加利伴随联合国走过了冷战后最为动荡的几年任期，并贡献了自己的智慧与力量。他是受尊敬的埃及政治家和知名国际法学者。他用丰富的经验和智慧引领联合国走过了其历史上动荡和具有挑战性的时期。他在构建联合国维和行动体系中所发挥的作用。“当时，冷战刚刚结束，世界各国开始越来越多地转向联合国寻求各自问题的解决方案。他为联合国如何应对这一新时代做了很多工作。”作为秘书长，加利对联合国尽职尽责，给联合国留下的印记不可磨灭。
正是这些人生重要桥段，一次次引导和改变着他的轨迹。
对加利，世界人民怀着永久的好感。这位世界近现代的历史人物，学者、记者、著作家，生前1992年元月，69岁高龄曾任联合国第六任秘书长。但在历任联合国秘书长中，他虽是唯一位没有连任的联合国秘书长，但却是联合国历史上值得敬佩的担任该最高行政职务的第一位非洲阿拉伯人、非洲人民杰出的儿子。
加利生前曾于1977年任埃及外交事务国务部长，1991年任埃及副总理等政府副国级高官职务。在安瓦尔·萨达特就任总统的1977年，身为埃及的外交部长的他，陪同萨达特前往耶路撒冷，对1978年埃以戴维营和平条约的签订和1979年埃以和平协议的达成发挥了关键作用。他是研究南北关系的专家，是埃及非洲政策最杰出的制定者。
布特罗斯?布特罗斯－加利出生于1922年11月14日，开罗大学毕业获法学士学位，后赴法国巴黎大学深造，攻读政治学和国际法，1949年获巴黎大学国际法博士学位，另外还有巴黎政治研究学院的国际关系学的毕业证书；曾历任埃及外交部长、副总理等职务达18年之久。1992年加利当选为第6届联合国秘书长，至1996年。在此之前，他曾多年担任埃及外交部长及主管外交事务的副总理。后在寻求连任时因得罪美国而遭到美国的极力反对，加利含恨退出。1997年加利卸任联合国秘书长后，曾任法语国家组织秘书长、南方中心主席等职务。他继续保持了与中国方面的密切接触，为推动南南合作作出了重要贡献。
他是埃及---以色列谈判的主要当事人之一，为埃、以签署“戴维营协议”发挥了重要作用。加利在法国巴黎获得博士学位。作为一个著名学者，他出版了很多关于埃及与国际政治的著作，并在多家刊物上发表文章。加利曾为埃及开罗大学政治科学系讲师。
然而，这样一位九十年代政坛的风云人物，在国际政治舞台上叱咤风云、功勋卓著的伟人，在人生的道路上畅然度过了93个春秋。
他试图推动联合国工作改革，他惩罚了包括美国在内的那些拖欠支付每年应该缴纳25%联合国会费的成员国，他被排除在外的原因是，因为他批评了华盛顿在中东最亲密的盟友以色列的所作所为，尤其是有关1996年黎巴嫩遭攻击的事件。他曾在联合国最困难时期之一的时候担任秘书长，他不顾老迈之躯远赴索马里、卢旺达、中东和前南斯拉夫等国家发处理发生的种种危机之举，使世界与中国人民拍案击节，为之动容。
他笔锋筋腱，涉猎广泛，在政治、外交、学术、国际法、国际关系理论领域论文、著述建树独到，他通晓阿拉伯语、法语和英语，并多年坚持用这些文字进行写作。他出版有两本回忆录：《通往耶路撒冷的埃及之路》（1997年版，有关以色列和埃及的和平进程）《不屈不挠：美国-联合国的传奇》（1999年，有关其担任联合国秘书长期间）。他著作等身100多本专著展示了他的出众的才华，他爱好写作，并有坚持多年撰写日记的习惯。他学识渊博，是一位国际法专家，深谙北南关系、第三世界和非洲问题的著名专家，成绩卓著，他先后获得20多个国家颁发的荣誉称号。1995年4月，获希腊奥纳西斯国际谅解和社会成就奖，以表彰他在担任联合国秘书长期间对地中海地区国际问题的解决作出的贡献。
加利与中国
一个人要想成为名副其实的国际交际大师非常难，一个人要想成为国际交际大师中的交际达人，更是难上加难；一个人要想成为中国阿拉伯友好杰出贡献奖获得者非常难，一个人要想成为友好杰出贡献奖人物中的交际达人，更是难上加难，可加利做到了。
2016年1月20日，习近平在开罗会见联合国前秘书长加利等10名获得“中国阿拉伯友好杰出贡献奖”的友好人士并同他们合影留念。年逾93岁高龄的联合国第六任秘书长、埃及前外长布特罗斯·布特罗斯·加利，腿脚不便，但是依然坚持坐着轮椅前来，一直到会见活动结束。习近平主席来到他的身边，弯下腰同他握手，向这位中国人民的老朋友问好。“习近平主席真是平易近人！”看到此景，在场的阿拉伯朋友纷纷投来赞叹的目光。
会见结束时，习近平主席一眼看见了在会场外等候的加利夫人玛丽亚·加利并走上前去同她握手，此刻现场爆发出热烈的掌声。加利夫人玛丽亚·加利说，“这是我们第一次在阿拉伯的土地上见到中国国家领导人，这份荣誉我们将终生铭记。”
加利不仅属于埃及、属于世界、也属于中国。加利，对于中国来说，是一个挥之不去的名字。他不但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也是一位毕生为促进中阿友好事业的护花使者。他的传奇一生，与这个传奇国家紧密相连。
细细品味加利的一生，回顾往事，加利与中国结下不解之缘并在中国享有很高的声誉。凭籍他丰富的学养，使他长期站立在对话的前沿。如今在中国，提起加利，很多人都会由衷地点赞，几乎没有人不知道加利。这不仅是因为中国人民心中的加利是一位受人敬佩的埃及政治家，把加利看作是热爱自由与正义的埃及人民的化身，看作是中埃两国人民兄弟情谊的象征。更因为加利为中国创造了更多的在联合国亮相展示中国国威、军威、民威、改革开放、振兴中华、国富民强的机会。因此中国人民尊敬加利，深情地缅怀加利，生前曾为他授勋、为他颁奖、为他著书立说。这正是，工匠精神，打造中阿友好。
而加利博士也曾执笔寄真情，从全新的视角撰写诸篇文章向世界介绍中国改革开放政策实施后的发展现状、取得的巨大成就与前世今生。充分体现了加利广阔的视野和深厚的文学素养。加利曾引用中国《诗经》中的诗句来表达自己对中国的情愫：“死生挈阔，与子成说；执子之手，与子偕老。”
人们回忆，加利无论是在担任埃及副总理、外交部长期间，还是在担任联合国秘书长任内，加利在此前后都与中国结下了不解之缘。他与中国的故事谱写出中埃友谊的华美乐章。尤其是卸任后专注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问题，加利都与中国保持了友好的往来。且一直在向世界传递对和平的向往与不懈追求，更谱写了与中国长达几十年的友谊。
不言而喻，加利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他凭借自己的真诚、友善与洒脱同中国几代领导人都结下了深厚的友谊。生前他是访华“常客”，任期内曾经12次到访中国，开启访华之旅，成为任上访华次数最多、级别最高的联合国、埃及政府首脑之一。
作为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在过去近30年里，加利几乎每年都定期到中国访问。他涉足过中国许多城市，目睹了中国的巨大变化，北京、上海、南京、西安、海南、深圳、广州、天津、成都等中国城市均留下了加利的足迹。当加利到达每座城市时，人们自发地来到街头夹道欢迎这位远方的客人，想要亲眼目睹这位联合国秘书长、中国人民的老朋友的风采，这样的场景让他很是感动。
人生乃寄旅，求知是常态。进入80年代，加利离开联合国秘书长岗位之后，从此他终于有了自己的时间，去著书立说，开始以各种身份到访中国，从事考察、讲学和研讨活动。因而，他又成为中国与联合国、中国与埃及、中国与阿拉伯世界交流沟通的友好使者。
尤其令人感叹的是，加利的身边集中了如此之多的中国朋友与政治名人。加利在接受新华社、人民日报等中国媒体记者采访时曾表示，36年间，中国社会经济发生巨变，行走风景，不复往昔。早在担任埃及外交国务部长时，他就同时任中国国家主席的李先念先生接触过。
加利非常推崇邓小平，他曾表示：“尽管我未曾有幸亲自会晤过邓小平先生，但我认真拜读过他的著作和讲话，十分关注并了解他不平凡的政治生涯。我始终敬重这位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是他使中国出现了目前已被世人公认的、许多发展中国家一直为之而奋斗的经济飞跃的奇迹。”“邓小平是中国伟大的领导人，他为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作出了巨大贡献。他把中国引上现代化的道路决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在中国这样一个幅员如此辽阔的国家里，在过去的行政结构的基础上，以稳定与和平的方式实现这样的经济改革，充分显示了邓小平的领导才能和胆识。
加利在担任5年之久的联合国秘书长期间，曾在多个场合与多位中国领导人举行会见。江泽民曾称加利为“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加利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也表示，“在联合国担任秘书长时，我又在里约热内卢峰会和哥本哈根峰会等不同场合多次会见中国领导人，与江泽民、李鹏等中国领导人亲切交谈，他们的政治才华和领导能力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1992年1月，李鹏总理到访联合国参加政府首脑会议，阐明了中国政府对国际形势、建立国际新秩序以及联合国在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方面的作用等问题的看法和主张。加利也重申，台湾作为中国的一个省根本无权进入联合国，并强调，联合国坚持“只有一个中国”立场，“拒绝与台湾发生任何直接或间接的接触”。在这次会议上，除了见到了美俄英法等大国的领导人，李鹏也见到了秘书长加利。几乎与之同时，邓小平在国内“南巡讲话”，中国改革开放大业由此加速。一内一外，二者相得益彰，这次会面意义不言而喻。
1994年9月16日，联合国前秘书长布特罗斯·布特罗斯·加利应邀访问浦东。
1995年10月21日，加利与中国最高领导人会面。江泽民来到纽约联合国总部，和加利一同出席了中国向联合国赠送“世纪宝鼎”揭幕仪式。为了纪念联合国成立50周年，中国政府决定向联合国赠送一件具有民族特色和时代特征的礼物—“世纪宝鼎”。江泽民称，这件宝鼎是中国人民向联合国实现其崇高使命的良好祝愿。“就像这尊美观庄重的巨鼎给粗糙平淡的青铜赋予形状与生命一样，我们也必须运用世间的人力、物力创造美好的未来。”加利对江泽民的礼物也表达了谢意与祝福。
1997年9月10日至17日加利到访中国。期间与李鹏总理举行会谈，强调了发展中国家间相互合作的重要性。会谈结束后，9月12日，中国各大报刊传媒均原引李鹏总理及次会谈做了新闻报道。
1999年9月23日，加利夫妇来到中国访问，不过，此时的加利已经卸任联合国秘书长，转任法语国家组织秘书长。李鹏与夫人朱琳在北京与加利夫妇会面。对于老朋友的重访，李鹏高度评价了加利的历史贡献，并提出“赞同世界多极化，反对单极格局”。而对于即将到来50周年国庆华诞，加利也不吝祝福：“我祝福中国人民，祝福中国领导人。中国需要世界，世界更需要中国。”
1999年9月，在“纪念大连建市一百周年暨第十一届大连国际服装节开幕式”上，加利作为外国嘉宾出席了盛会现场。国际服装节是大连向世界展示形象的名片。在这场活动中，加利见到了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李铁映、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蒋正华、全国政协副主席罗豪才等国家领导人。此访，加利被大连市政府授予荣誉市民称号。
2001年9月12日下午，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李鹏和夫人朱琳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了联合国前任秘书长布特罗斯·布特罗斯━加利和夫人，宾主进行了亲切友好的交谈。
李鹏对加利夫妇再次来访表示欢迎，赞赏加利在担任联合国秘书长期间，为推进联合国的改革，为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事业作出的积极贡献。会见中，李鹏和加利就坚持国际关系准则、维护发展中国家的权益、保障人民的生存权和发展权、反对恐怖主义等问题交换了意见，取得广泛共识。
李鹏说：在加利担任秘书长期间，联合国曾举办过一系列国际会议，涉及世界的政治、经济、社会、人口等重大课题。通过亲身参加这些会议，我感到，顺应世界的进步潮流，不断推进和平与发展事业，是联合国的重要使命，联合国的一切决议都应充分反映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呼声。
加利夫妇对再次见到李鹏夫妇感到高兴。加利说，这次参加“21世纪的中国与世界”论坛，使我有机会进一步了解中国的巨大发展，中国人民的智慧和创造令人赞叹。这次论坛为与会者就当今世界共同关注的问题进行研讨提供了很好的机会，来自各国的政要、专家、知名人士亲身了解了中国的政策主张和对21世纪的发展构想。因此，这是一个很成功的论坛。加利表示，他将为进一步增进中国与世界的友好联系作出努力。
加利先生回忆说，他与中国前外长李肇星是老朋友，他任联合国秘书长5年期间同时任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李肇星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成了老朋友。加利先生说，李肇星曾经把他的著作《耶路撒冷之路》一书亲自翻译成中文。
2001年9月10日，已经年近79岁的加利晚年生活依然时刻关注着中国并应邀来到首都北京，他应邀出席“《21世纪的中国与世界》国际论坛”，并见到了江泽民主席。这个活动旨在探讨中国与世界和平发展的问题，除了加利，基辛格、布热津斯基、科尔、霍克等世界政坛名流也亲临现场。
2002年5月6日，南京大学授予联合国前秘书长加利名誉博士学位。加利表示，能成为南京大学的名誉博士非常的荣幸，并对南京大学把他的英文版著作《民主化与全球化》一书翻译成中文版感谢欣慰。
2003年后，加利出任南方中心主席，更加关注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问题。加利称，中国帮助非洲国家建造了许多会议中心，帮助它们发展经济，非洲国家公认中国是世界上唯一给予无条件援助的国家。加利也因其对华的杰出贡献，多次被中国授予荣誉称号。2006年，中埃庆祝建交50周年，温家宝在埃及向加利等埃及友人颁发了“中埃关系50周年杰出贡献奖”。
作为政治家，加利思想敏锐，洞察力极强。早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加利就曾提出中国是世界的未来，包括埃及在内的阿拉伯国家应当发展与中国的关系这一理论。正是这种思想，促使他在联合国工作期间发展了同中国的友谊，积极支持发展中国家在联合国发挥作用。
2004年2月，在联合国成立60周年之际，81岁的加利博士在日内瓦办公室里曾欣然向新华社记者畅谈他那份火热的中国情。“中国需要世界，世界更需要中国，”他说，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尤其对发展中国家给予了大力支持与援助。中国在实现多极化世界的进程中能够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
加利同中国的友谊来自他对于当今世界格局的深刻理解，他一直致力于推动中东地区的和平进程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合作，这种理念一直贯穿在他的职业生涯中。正是在加利的推动下，中国和阿拉伯国家的关系不断向前发展，更紧密地连接在一起。因为加利是中国人民最熟悉的联合国、埃及领导人之一。当年，加利频繁访华之旅，体现了中埃、中国与联合国关系友好，在近代国际关系中具有示范意义。忆往昔峥嵘岁月稠。加利在担任埃及外长和副总理期间，始终把中埃友好合作的精神带到联合国。
加利先生回忆说，我担任埃及外长，联合国秘书长，法语国家组织秘书长期间，曾先后到中国访问过10多次。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和大规模的城市建设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初到北京时，城市中高楼大厦很少见，城里城外的老百姓骑自行车的还都不是很多，可如今再到北京，看到满大街川流不息的汽车中，很多都已经是私家车了。由此可见，中国经济蜕变成蝶的过程，显示着蓬勃的发展动力。逆势增长背后，呈现的是中国历任执政者的眼光、谋略、气度和胸襟，这才有了中国的结构之变、动力之变、理念之变，这才是新旧动能转换的“真经。”
2009年6月2日，中国驻埃及大使武春华拜会了加利。武春华转达了时任外交部长杨洁篪的问候祝福，并称他是“中国人民十分敬佩和爱戴的老朋友”。同时加利还请武大使向杨外长转交有其亲笔签名的中文版回忆录《永不言败》。
《永不言败：加利回忆录》是2001年中国外交部主管的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的中文版图书，该书是对联合国文献的巨大贡献。此前《永不言败》一书于1999年首先在美国出版。
书中，加利以一位亲历者的视角和情感对其任联合国秘书长期间（1992—1996年）所发生的重大世界历史事件进行了翔实的记录和深刻的评价。在作者丰富、细腻的笔触下，柬埔寨政局的一波三折，南斯拉夫战争的连天烽火，索马里混战的遍地狼烟，卢旺达屠杀的血雨腥风和海地政变的风云突起尽现眼底。
此外，加利还在书中首次公开揭示了美国与联合国的微妙关系，披露了他如何由于美国的反对而成为首位没能做满两届秘书长的内幕。而对其与克里斯托弗、奥尔布赖特等美国政要之间的恩恩怨怨，书中也有详细的叙述。
目录
序言
致谢
作者说明
第一章美国的支持：得而复失（1991－1992）
第二章面对新的冲突（1992）
第三章 遇到麻烦（1993）
第四章 政策带来后果（1994）
第五章 非洲自世养（1992－1995）
第六章 阿拉伯世养与以色列（1992－1993）
第七章 没有结局的结果（1994－1996）
第八章 挑战，挫折及民主化（1996）
后记
索引
译者名单
由此可见，加利以他光辉的一生，不仅永远活在中国人民的心中，而且，凭籍杰出的外交成就，也永远留存在广大中国人民和阿拉伯人民的记忆中，成为埃及和联合国最具典型意义的领袖人物之一。
2016年年1月20日，习近平访问埃及期间，在开罗会见10名获得“中国阿拉伯友好杰出贡献奖”的友好人士并同他们合影留念，加利就是其中之一。这也是这位“中国人民的老朋友”生前获得的最后一个来自中国的荣誉。
加利博士不仅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他的几部著作中译本，曾风靡中国图书市场，受到中国各界读者的热捧。
加利著作的另一个中译本是中国台湾学者翻译，台湾麦田出版1999年出版的《从埃及到耶路撒冷—盖里的中东和平之路》一书。该书竖排繁体，文字大约30万。加利的另外一本译著是1999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埃及通向耶路撒冷之路—以为外交家为争取中东和平不懈努力的历程》。这本书是加利博士用阿拉伯文书写的，由美国中东问题研究专家译成英文出版，之后，中译本是根据英文翻译成汉语的。译者是张晓，中国钱其琛副总理为本书作序。
加利第三部法译汉中文译著名叫《非洲边界争端》。是一本纯学术性很强的回忆录专著，字数约7万字，该书由中国商务印书馆1979年翻译出版发行。此前的法文版是由法国巴黎经济技术出版社出版发行。
中国对加利逝世深感悲痛
2016年2月17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洪磊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方对联合国前秘书长加利逝世深感悲痛，向加利先生家人、埃及政府和人民致以深切的慰问。
加利在1992年至1996年间，担任联合国第六任秘书长，是联合国历史上担任最高行政职务的第一位来自非洲国家的代表，曾多次访华，还曾获得“中国阿拉伯友好杰出贡献奖”。
“加利先生是享誉世界的政治家和外交家。他担任联合国秘书长期间，以娴熟的外交技巧和饱满的工作热情，为化解热点冲突、改善人类福祉、加强联合国作用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洪磊说。
洪磊表示，加利先生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他积极致力发展中埃关系和加强中国和联合国的合作。2016年1月，加利先生获得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颁发的中国阿拉伯友好杰出贡献奖。中国政府和人民将铭记加利先生为联合国事业及加强中国同联合国合作、中埃友好做出的贡献。
埃及驻华大使眼中的加利
在此，值得提及的是，曾为《永不言败—加利回忆录》这本书书写序言的是2008年8月28日埃及驻华大使穆罕默德?努尔曼?贾拉勒博士。之所以埃及驻华大使贾拉勒博士为加利的新书书写前言，是因为他和加利是开罗大学读书时的校友、埃及外交部工作时的部下、埃及常驻联合国的同事。该书中文版由中国外交部主管的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
2001年1月18日新书首发式在中国北京隆重举行。会上，贾拉勒盛赞加利为推动世界和平、发展和文化交流作出的重大贡献，并特别指出，加利先生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为推动中国和埃及的友谊作了很多工作。
翻开此书的扉页，贾拉勒大使在前言中这样写道---
这本书是关于联合国的最重要、最实用和最有趣味的著作之一。我这样讲是有充足理由的，在此仅列举其中五点：
第一， 本书作者是一位从事国际法及国际组织问题教授达40年之久的学
者。他第一部关于国际组织的著作发表于1954年，那是一本分析透彻、观点深刻的教科书。
第二，作者先后担任埃及外交部长、副总理达18年之久，目睹了许多历史变
迁，并亲身参与了许多历史事件。在萨达特总统和穆巴拉克总统时期，他由于接近决策者而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在纳赛尔总统时期，他也是政府顾问之一。加利博士身处中东这一动荡地区，在埃及数届政府中任职，而这些政府的政策方向又各不相同。他不仅是一位出色的教授，也是一位出色的部长。
第二， 加利博士出生在一个富有的家庭，是一个哥普特人（埃及原住民的后
裔――译者注）。他的妻子是一个犹太人，家境也很富有。尽管如此，他仍投身于艰巨的事业。在纳赛尔时期，他在著作中宣传社会主义；在萨达特时期，他陪同萨达特总统于1977年11月完成了冒险的耶路撒冷之旅；在穆巴拉克时期，他是总统外交事务的重要顾问及非洲事务的首席顾问。他在非洲统一组织、不结盟运动及其他国际论坛上为维护埃及的立场发挥了重要作用。
第三， 第四，加利博士以其洞察力、想象力和创造性著称。他与其他几位教
授共同创立了经济与政治学科，他还创办了《国际政治》季刊和《阿克萨迪》经济周刊。
第四， 加利博士在担任联合国秘书长五年期间，积累了有关联合国系统的直
接经验。在他当选时，关于他，关于他与美国的关系曾有过种种猜测。他目睹了世界政治格局由复极变为单极，他经历了联合国的沉浮。联合国在索马里、波斯尼亚、尼加拉瓜和萨尔瓦多的维和行动无论在联合国历史上还是对加利博士本人，都具有里程碑的性质。他的“和平议程”、“发展议程”及“二十一世纪环境议程”等报告，虽招致很多国家的不满，但它们都是联合国的重要报告。这些报告有时被频繁引用，也有时遭到冷落甚至批评。
第五， 《永不言败――加利回忆录》是对联合国文献的巨大贡献，作者本人
曾深深卷入联合国事务。尽管加利博士熟诸外交和国际政治，但他在秘书长任内却领略了“强权即真理”及“权力支配一切”的深刻教训。他曾作为一名大学教授讲授这些问题，但他在做部长时却没有对这些问题给予应有的重视，在担任联合国秘书长时更是忽略了这些问题，最终自己成了牺牲品。
作为一名高级官员，加利博士是倔强的，这也导致了他的下台。但这并不意味着他是错误的。情形有时恰恰相反，但政治终究是政治，与理想有着天壤之别，理想有时支配了他的行动。
我在开罗大学学习期间有幸结识了加利博士；在他任部长期间曾与其共事；他任联合国秘书长时，我是埃及常驻联合国副代表。1991年，我曾在埃及外交界努力帮助他竞选联合国秘书长一职，并且作为埃及代表目睹了他任秘书长的所作所为。在最初的日子里，他与许多阿拉伯、穆斯林及第三世界国家对立；几周后，英国开始对他不满；在任职中间，他又遭到美国的强烈反对。尽管他无论作为一位教授还是一位部长都是一个和解型的人，但作为联合国秘书长，他似乎改变了处世的方法。无论如何，对我个人来讲，无论过去还是现在，他都是我崇拜的老师，我以自己是他的学生而自豪。我相信，联合国失去这样一位优秀的秘书长是一个巨大的损失。然而，在一个需要保持低姿态而不是锋芒毕露的职位上，好人总是待不长久。读他的书能够帮助人们更深人地了解联合国是如何运作的，了解大国是如何控制联合国的，而小国总是充满了失败感，尽管它们中的一些人以坐在插有自己国家国旗的座位上举手发言或投票而沾沾自喜。深人分析海湾战争、波斯尼亚和索马里危机，有助于人们更清楚地了解：当很多小国的人民向联合国求助，呼吁联合国蓝盔部队帮助他们解决危机时，联合国内部利益和观点互相冲突的集团之间是如何达成妥协的。
中国支持加利博士竞选担任和连任联合国秘书长的立场是明确的，并赞成加利对美国政策的批评。加利博士不仅在中国领导层，而且在普通民众中都很受欢迎。我目睹了他离任后于1999年9月访问中国的情景。每一个在街上、公园里或飞机上见到他的中国人都热情地和他打招呼、一起拍照或请他签名留念。或许中国人喜欢他是赞赏他反对超级大国的立场；或许是出于对埃及古老文明的崇敬――加利是埃及的伟大儿子；抑或是出于中国人民的善良天性――中国自己也属于我称之为“古老文明俱乐部”的国家，曾有过屈辱的历史，现正在摆脱过去的苦难，走上迅速发展之路。我深信，加利博士将以他的优秀人格、他的远见卓识和鲜明立场而受到世人尊敬。同时，人们也会感激中国的出版社出版了这样一本有价值的书。而我，作为埃及驻中国大使，一名老外交官和加利博士的学生，以能为这本书的中文版作序而感到自豪。
是年，我的恩师加利博士走了。很久很久，加利夫人玛丽亚·加利沉浸在巨大的悲痛中，她常常捧着她与加利的结婚照片久久地凝视。
如今已是耄耋之年的加利夫人仍然生活在加利善良、慈爱、智慧的目光中，她把对加利的深切怀念化作了忘我的工作动力。她倾心致力于撰写的加利回忆录，即将付梓。她说：“只要活着就做事，做事就快乐，”她相信，加利一定会为她这样快乐地活着而高兴！
中国特使眼中的加利
中国前驻埃及大使、中国前驻阿盟代表处大使、中国政府中东问题特使吴思科在获悉加利逝世的消息之后，随即在解放日报解放网发表文章深情回忆----
得悉联合国前秘书长布特罗斯布特罗斯－加利逝世的消息，深感悲痛，几十年来与先生多次相见的情景顿时浮现脑际。加利先生是一位为世界和平与国际合作做出杰出贡献的人士，也为促进中国与埃及以及阿拉伯世界的友谊做出了不懈努力，是中国人民值得钦佩和铭记的老朋友。
我最早见到加利先生还是在上个世纪70年代后期。那时我在中国驻埃及使馆工作，缘于给大使做翻译，曾多次见到时任埃及外交国务部长的加利。他的渊博学识和对时局的精辟分析，都曾给初涉外交的我留下深刻印象。当时正是“十月战争”之后，中东正处在一个十字路口。萨达特总统果断决定访问耶路撒冷，做出艰难的和平选择，中东和平进程发生历史性转折。当时的埃及政界存在不同声音，而加利作为外交国务部长，陪同萨达特访问耶路撒冷，并用他丰富的国际知识和外交经验，在埃及与以色列和平协议的签署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1992年加利任联合国秘书长之后不久访华。国家领导人会见他时，我当时有幸作为外交部亚非司的副司长陪同。当国家领导人谈及我国的台湾问题时，加利当即表示，我是埃及人，对《开罗宣言》还是清楚的，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我作为联合国秘书长坚定地支持中国的和平统一事业，当时双方都会心地笑了。作为第一位来自非洲的联合国秘书长，在冷战结束不久单边主义很强横的形势下，加利坚持国际公正，注意维护发展中国家的正当权益，赢得赞誉，但也使他失去了连任的机会。我2003年出任驻埃及大使后，多次与加利交谈。记得有一次谈起他未能连任秘书长一事时，他说他一点也不后悔，而是感到很自豪，仰不负天伏不负地，坚持了自己的信念。
从联合国秘书长位置上退下之后，加利热心国际间智库交流，几乎每年都要应邀来华访问，出席一些讲座，或到大学演讲，成为中埃和中阿间友好交往的使者，为很多中国人所熟悉。加利长期居住巴黎，但他担任埃及人权委员会主席，经常回开罗主持会议，并与老友们聚会。我经常被邀请参加这样的活动，而且主办方总会说，这是加利提议邀请的，而且只邀请了中国大使。我深感加利对中国的这份特殊友情。
加利对中国友好，也源于他对中华文明的热爱和赞赏。中埃两国古老文明是我们经常交谈的话题。加利说世界四大古老文明中，唯一能几千年延绵不断的只有中华文明，这对世界文明是极大贡献，他非常喜爱中国文化。他还认为，中华文明能延续下来，地理位置也是重要原因之一。他感叹埃及地处三大洲交通要冲，各个历史时期一再被强国入侵和占领，文化也被摧毁中断。文化是一个国家的灵魂，维护国家的传统文化太重要了。我们每次的交谈总是那么情投意合，常让我想起“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这句名言。
我最后一次见到加利是2014年12月，我作为中国人民外交学会代表出席埃及外交委员会年会。当时92岁高龄的加利行动已经不便，拄着拐杖出席年会开幕式。我走上前去问候，并自我介绍，加利马上打断我的话说，“你是前任中国大使，我们是老朋友了”，一句话让我深为感动。加利在开幕式上的发言仍给人一种气势恢弘的感觉，对埃及的转型发展充满信心，同时也表达了对世界和平发展前景的极大关心。
今年１月20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访问埃及和阿盟总部时，为１０名获得“中国阿拉伯友好杰出贡献奖”的友好人士颁奖，加利位列其首，习近平与加利亲切交谈的画面感人至深。中国人民会深深铭记加利这位老朋友。
中国将军眼中的加利
身为中国阿拉伯语学者，当时光还差半年多时间进入2016年的时候，我和刘元培、王燕教授三人共同构思策划了2016年5月30日中国和埃及建交60周年的喜庆日子里，在华正式撰写一本双语，汉语和阿拉伯语名为《我们和你们—中国和埃及的故事》一书，作为向60周年的献礼,由国务院新闻办主管的五洲传播出版社出版。主意已定，我们立即联系面见埃及驻华使馆马杰迪.阿米尔大使。
次日，在埃及驻华大使馆，我们如期见到了马杰迪大使。会谈中，大使阁下非常赞赏我们的意见，并指示埃及驻华大使馆文化处与我们三位书作者合作，负责此项工作的具体落实。
此后不几天，我们收到埃及驻华大使馆由马杰迪大使签发的中文和阿拉伯文书面授权书和委托函，函中指令我们全权负责挑选出中国阿拉伯语界、中国各领域在中埃友好事业中与埃及有缘的中国人士若干名；埃及驻华大使馆文化处负责埃及方面友好人士的选拔工作。自此，我们三位学者受埃及驻华大使的委托，同埃及驻华大使馆文化处共同开始了“隆重庆祝中埃建交60周年这一庄严神圣历史话题的图书撰写出版工作，共同期待这一历史时刻的到来。”
开始着手写作并向有关人员发布约稿信函时，我们首先想到了两件事：一是曹彭龄将军和卢章谊夫妇。曹将军曾是中国著名作家、翻译家曹靖华之子，且曹将军和夫人卢章谊教授曾任中国驻埃及大使馆武官，著有《埃及漫步》一书，与联合国前秘书长加利有着良好的关系；二是，前往外交部和中国国家图书馆，查阅中埃友好历史档案资料。
首先，当我们将出书的约稿函发给曹彭龄将军后，他欣然应允，喜出望外。
不几天便把其写好的文稿发给我们。并在2016年2月24日的信中这样写道：“吴富贵学长：您好！谢谢您元宵节的问候，因赶写文稿，而这几天电脑又时好时坏，出问题时根本打不开，也不知何故，十分狼狈。今日打开后，担心关闭后又出问题，一直不敢关。我们赶写的是有关前联合国秘书长加利的文稿，写定后想先发您看看，不知能否插入您与元培学长、王燕学长主编的纪念中埃建交六十周年的文集？倘不适，或已发稿无法追补，不必勉强。为您添麻烦了，抱歉，抱歉。恭祝阖家幸福安康！”曹彭龄
追怀布特罗斯•布特罗斯–加利先生
作为加利的生前好友，曹彭龄将军和夫人卢章谊女士在获悉加利秘书长逝世的消息后，随即撰写了一篇题为“追怀布特罗斯•布特罗斯–加利先生”文章用邮件发给我们，拟放在五洲传播出版社出版的《我们和你们—中国和埃及的故事》中文版和阿拉伯文版新书中-----
2016年2月17日，从电视新闻中突然听到前联合国秘书长布特罗斯•布特罗斯－加利先生病逝的消息，我们不由心头一紧。就在不久前的2016年1月20号，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埃及期间，会见10位荣获“中国～阿拉伯友好杰出贡献奖”的人士中，就有加利先生。我们从电视屏幕上看到，尽管93岁高龄的他坐在轮椅上，却依旧神采奕奕，精神矍铄地与习主席握手，谈话，脸上依旧含着那令人备感亲切、温暖的微笑。我们感到十分欣慰，想他一定能活过百岁。怎么，一个月还不到，他竟便驾鹤西去了呢？！后来从埃及官方媒体报导得知，他是几天前因骨盆骨折入院，病情恶化而不治的，我们不禁扼腕长叹，相对默默。凝望着窗外向晩的红霞，仿佛他的音容笑貌，特别是那令人备感亲切、温暖的笑容，又浮现眼前……
加利先生1922年11月14日生于开罗一个信奉基督教的名门旺族，其祖父也曾担任过政府高官。由于出生在这样背景的家庭，他自幼便受到良好教育，1946年从开罗大学法学系毕业后即赴巴黎深造，并于1949年获得巴黎大学国际法博士学位，1954年赴美任哥伦比亚大学客座教授。回国后先后担任过记者，开罗大学国际法教授，及联合国国际委员会委员。1973年步入政坛，出任过埃及外交事务国务部长，主管外交事务的副总理；1992年1月被选为第六任联合国秘书长，也是首位掌管联合国这一国际机构的非洲籍领导人。那时，正值前苏联解体，“冷战”时期以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为中心的战略平衡被打破。国与国之间，以至一国之间一些被长期掩盖的地缘，宗教，民族，党派等更深层次的权益纷争与纠葛，像突发的火山一样爆发起来，成为一处处举世界瞩目的热点。我们那时，恰受命赴伊拉克工作，是苏联易帜；东欧裂变；亚洲金融危机；伊拉克、科威特由边界纠纷酿成的“海湾危机”，进而触发的“海湾战争”……等等重大事件的见证者与亲历者。深知此类事件的错综复杂。1993年8月我们转赴埃及，虽说中东和平进程已艰难地启动，和平与发展已成为世界的主旋律，然而，“冷战”时期就埋下的种种矛盾纠葛，如卢旺达的种族屠杀；安哥拉内战；前南斯拉夫充满血腥与火药味的分裂等等，依旧暗流涌动，此起彼伏。而且，这些事件的背后，都依然有“冷战”时期两个超级大国的影子，只不过一个更强势，一个正衰退摆了。加利先生正是在这样一个与其前任绝然不同的复杂、无序的情况下，执掌联合国机构的权柄的。国际社会也越来越寄望于联合国能够有效解决这些紧迫，复杂，又棘手的问题。这对加利先生说来，不能不是一个严峻的考验。加利先生以他一贯的 “百折不挠”，“永不言败”的精神，和他的长期从事国际问题的研究和实践，坚持联合国宪章规定的公平，公正，合理，合法的原则，临危不惧，沉着冷静，充满自信地担负起这一重任。
根据国际局势的发展、变化，他果断提出重组联合国机构；裁减臃肿机构与人员；主持撰写“和平议程”报告，强调“预防性外交，建设和平与维持和平”，推动中东和平，加强南南合作，加快维和机构与力量建设等等颇具建设性的举措。尽管他在处理卢旺达种族屠杀、安哥拉内战等事件中颇具争议，以及在拒绝削减联合国预算比例，及对波黑问题的处理上，与美国存在严重分歧，但他始终据理力争，不妥协，不屈从，坚持维护联合国机构的权威性与独立性。按《联合国宪章》规定，秘书长每四年一个任期，1996年又将到联合国秘书长选举年。依惯例，历届秘书长都连续担任两个任期，记者问加利：“您对此有何考虑？是否参加第二任期竞选？”，加利笑答：“埃及有一句谚语：‘旧鞋比新鞋更合脚’”，表明他对竞选第二任期，及对进一步深化联合国机构与职能改革，维护和平与国际秩序方面的后续工作的自信。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加利不妥协，不屈从的立场，与美国的分歧越来越大。任时美国务卿的奥尔布莱特常在公开场合挑起纷争，直到剑拔弩张的程度。记得当时开罗的外交界，不仅是发展中国家外交官，也包括美国 的盟友——“北约”囯家的外交官，也对那“蛮横、霸道的老太太”表示不满。特别是对她蓄意拖欠超过10亿美元的美国联合国会费，我们就曾听到“北约”成员国家的同事轻蔑地说：“那是耍无赖”。因为交纳会费是联合国成员国应尽的义务，何况美国是“五常”之一呢！而对加利则表示支持与同情。后来，在美国公然提出不惜使用“否决权”的强大压力下，加利寻求参选第二任期的努力，终于未能实现。致使他成为迄今为止，只担任过一个任期的联合国秘书长……
但历史是公正的。20年过去，2016年2月16日加利先生病逝的当天，联合国安理会轮值主席、委内瑞拉常驻联合国代表拉米雷斯宣布了加利先生病逝的消息，随及安理会15个理事国代表起立默哀。现任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称赞加利是“值得我们铭记们领导人，他为世界和平与国际秩序做出了非常宝贵的贡献”。就连美国现任国务卿克里也表示加利是“和平不懈的捍卫者”……而谁还念及当年那个信奉“强权即真理”的“蛮横、霸道的老太太呢”？！加利先生卸任联合国秘书长后，曾出任“法语国家组织”秘书长，继续以他丰富的从事国际外交事务的经验与才学，为加强各国间，特别是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合作与交流，推动南南合作而努力。
加利先生引起我们关注是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末，他担任埃及负责外交事务国务部长期间。在配合安瓦尔•萨达特总统打破中东长期“不战不和”的沉闷局面，在国内外众多争议声中，陪同萨达特总统前往耶路撒冷，勇敢地迈出寻求阿以和谈的石破天惊的第一步的过程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经过多轮艰苦努力的外交谈判，终于在1978年9月签署了《关于实现中东和平的纲要》和《关于签订埃及、以色列和平条约的纲要》两份在中东和平进程中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戴维营协议”。为埃以1979年3月正式签订和平条约，结束长逾30年的战争状态打开了通道。也开启了艰巨，曲折，漫长，至今尚未终结的中东“和平进程”。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我们在开罗任职期间，虽然在一些重大场合见过加利先生，但与他没有工作上的交结，与他并不相识。对这位前辈只是景仰而已——景仰他在国际外交事务上的杰出的学识与才干；也景仰他从不居高临下，盛气凌人的质朴与谦逊。
我们认识加利先生很晚。1999年9月，我们忽然接到埃及驻华大使穆罕默德•努尔曼•贾拉勒博士的请柬，邀请彭龄出席他为来华出席昆明世博园开幕式及埃及馆日活动的前联合国秘书长布特罗斯•布特罗斯–加利先生一行举行的告别晚宴。就在之前不久，我们从报上曾看到出席昆明世博园开幕式的贵宾中有加利先生的名字，我们还曾迟疑过，这是那位加利吗？现在终于得到证实，而且还得这样一个同他会面、交谈的机会，自然令我们兴奋异常。章谊忙找出在国外逢年过节包礼品用的一样的彩纸，把我们用中文与阿拉伯文两种文字题签的我们新出版的散文集《埃及漫步》仔细包好，准备送给贾拉勒大使和我们仰慕已久的加利先生。
9月22日彭龄应邀抵达埃及驻华使馆后始知，加利先生是应我国具有官方色彩民间组织“中国联合国协会”之邀，出席昆明首届世界园博会开幕式与埃及馆日活动的。回北京之前，加利先生一行还专程访问了大连。那天，晚宴的气氛友好，温馨，按贾拉勒大使的说法，是“小规模家庭式”的。应邀出席的客人除“中国联合国协会”相关人士与加利先生一行外，还有与我们同期在驻开罗使馆工作的前外交部副部长、驻埃及大使杨福昌；后来曾任我国中东问题特使的前驻埃及使馆公使吴思科。另外，还邀请了一位我们未曾料到的“特殊客人”——以色列驻华大使南月明。这不禁让我们记起21年前，正是加利先生陪同萨达特总统，以巨大的勇气与魄力前往耶路撒冷，促成埃以结束战争状态，签署和平条约的“破冰之旅”……
晚宴前，当彭龄将《埃及漫步》送给加利先生，告诉他，我们夫妇在埃及工作、生活了四年，把埃及看成第二故乡并将我们所见所闻，所思所感写成这本散文集。加利先生微笑着接过去，问“是中文写的，还是英文、阿拉伯文？”彭龄说：“很遗憾，是中文的。”并解释说，在对外文化交流上我们在这方面做得还很不够。加利微笑着说：“不要紧，它是珍贵的纪念，我会把它珍常在心中。”他一边说一边打开包装纸，将书捧在手里细细端详，对封面与装祯赞叹不已：“印得太漂亮了，您与您夫人做了一件非常有意义的工作。”并说：“我们两个古老文明的国家，应当在政治，外交，经济，文化各方面加强往来与交流。”
他看到扉页上阿拉伯文的题签：“赠给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尊敬的布特罗斯•布特罗斯–加利博士”，一边轻轻读着一边笑着说：“谢谢您和您的夫人！我非常高兴你们把我称作‘中国人民的老朋友’，我这一次已是第十次来中国了，每一次来，都发现中国有很大变化，我从心底为它的快速发展而高兴。同中国人合作、共事、做朋友，是我最快乐又最感荣幸的事。”加利先生一边说，一边翻看手中的书，接着说道：“我虽不懂它的文字，但不少照片我是熟悉的：狮身人面像，拉希德石碑，卡尔纳克神庙……”他对一祯照片仔细辨认，像是喃喃自语：“这是……”忽然说：“啊！想起来了，这是费沙维咖啡馆吧，埃及著名作家纳吉布•马哈福兹年轻时常去的地方？”彭龄笑答：“您的记忆力真好！这正是费沙维咖啡馆里的‘马哈福兹角’，马哈福兹先生早年常坐在张桌边喝咖啡，写作及接待朋友与读者。”加利点点头，郑重地：“马哈福兹是我崇敬前辈，也是埃及的良心。”彭龄说，在我们离开开罗之前，还设法专程去马哈福兹先生家中拜访过他。说着，将书页翻到《访纳吉布•马哈福兹》那篇文章，那里有一张章谊与马哈福兹的合影及马哈福兹留给我们的题词。他告诉加利先生，那是马哈福兹用他被宗教极端分子刺伤，尚未完全恢复功能的手，亲自为我们和为中国读者题写的。加利先生轻轻念着：“非常高兴你们的来访，它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交谈中国与阿拉伯文学的机会。祝愿伟大们中国进步、繁荣。”深情地说：“马哈福兹是埃及和国际上受尊敬的文学大师，这题词非常珍贵。”稍停，又补充说“说它珍贵，不单指它本身的价值，还在于我们两个国家那种无法比拟的文化渊源与友谊。马哈福兹的题词也正说明了这一点……”
这时，埃及使馆的摄影师过拍照，加利先生把《埃及漫步》的封面对着镜头说：“还有这本书，这是友谊的见证。”拍完照后，彭龄拿出小本，想请加利先生题几句话。由于晚宴那将开始，加利先生说：“您把本子留下，晚上我回到旅馆一定给您写好，明天我回国前还会见到贾拉勒大使，我请他转交给您。”几天之后，果然收到贾拉勒大使转来的本子，加利先生用阿拉伯文题写了这样一段话：
曹彭龄兄弟：
我为第十次访问中国这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家感到无比幸福。我感受到中国人民越来越深地对他们国家的热爱。埃及对中国和对加深两国文化的继续交流怀着同样的感情。诚如埃及的伟大诗人哈菲兹•易卜拉所云：
我的祖国，如果我为了追求虚名而忽视你，
即使得到虚名，我的灵魂也不会安宁。
布特罗斯•布特罗斯–加利
而今，按照中国人习惯的说法，中国人民的老朋友，93岁高龄的布特罗斯•布特罗斯–加利先生，已将抛开他钟爱的一切，驾鹤西去。我们重读1999年9丹22日写的那篇日记，看着与他的合影和他留给我们的题词，忽然想起那次晚宴上的一个细节：曾出任过我国常驻联合国大使衔副代表的“中国联合国协会”负责人在发言中，说及加利先生姓名中的“布特罗斯”，他说希腊语中这个词意为“磐石”，即厚重稳固的基石。他举了《圣经》中耶稣在塔巴列湖边布道期间，将打魚人西门收为门徒时，把他的名子改为“布特罗斯”（保罗），并说要把教会“建在这‘布特罗斯’——磐石上”。而加利先生的姓名中，却有两个“布特罗斯”，那就意味着他更加厚重稳固，是不畏惧任何重压的磐石……在举座一片的热烈掌声中，加利先生连连摆手，脸上依旧含着那令人备感亲切、温暖，又谦和、质朴的笑容。而今，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加利先生已经远行，他的主要著作：《通往耶路撒冷的埃及之路》，《民主化与全球化》，《非洲边界争端》，《不屈不挠：美国–联合国传奇》，《永不言败–加利回忆录》等等，都已被译成包括中文在内的各种文字。加利先生正如他为我们题词所说，他没有浪得虚名，他用他毕生精力、才学，为之奋斗理想、信念，以及他所坚持的：通过外交斡旋等和平方式防止冲突；通过交融、发展缩小南北半球之间的差距；通过改革加强联合国处理国际事务，应对各种挑战的能力；不但要在国家内部，而且要在联合国这一国际系统内的国家之间实现民主化等等原则，都已成为他为他的祖国，为联合国机构，与全人类未来的发展，所留下了“磐石”般厚重的，可资借鉴的珍贵遗产……
我们由衷地祝贺他一路走好……
如今，虽然加利已经离开了我们，但是他的精神和思想、他的光辉形象将永远活在中国人民的心中。加利的英名与世长存。
前联合国秘书长加利访华时曹彭龄向其赠送《埃及漫步》后的合影
加利给曹彭龄将军手书的题词
加利：在南京大学演讲实录
尊敬的校长先生、各位嘉宾、亲爱的同事们、朋友们：
首先，我要向大家表示感谢。在南京大学即将迎来百年校庆的日子里，能够如此荣幸的被授予贵校的名誉博士学位，我感到很自豪。
让我为之激动的原因有很多。
首先，我由衷的认为，大学就是我的家。置身于大学校园中，我真的感觉到就像在家里一样。今天，在南京大学的校园里，我又一次找到了这种感觉。
另外，正如校长先生刚才所说的，在我担任埃及外交部长和联合国秘书长期间，中国一直以各种方式支持和响应我的政治外交举措。因此，能与大家欢聚在此，我感到很高兴。
除了官方往来之外，从个人的角度来看，我和中国这样一个伟大的国家也一直保持着深厚的友情。我经常到中国来寻找思想的灵感，梳理上的脉络。
中华文明具有几千年的历史：在最近的十年中，中国的经济正以每年9%到10%的速度增长；中国有着十三亿的人口。显而易见，中国籍此打破了西方世界和超级大国精神上的无忧状态，历史上的优越感和如今的特权地位。
中国道家讲究“清静无为”。“清静无为”并非意味着消极被动，确切的说，它是一种“善于顺其自然”的艺术。中国深受这种思想的影响，并不急于在国际上扮演首要的角色，但是我相信，在国际范围内，她将肩负起比以往更多的职责，为建立多极化的世界格局作出贡献。
中国是联合国常任理事国，是数十个国际组织的成员国，前不久又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这一切都证明了我刚才提出的观点。
如果大家不介意的话，我还想说一说我为南京大学授予我名誉博士而感到自豪的第三个原因。
校长先生，您在刚才的致辞中对我过奖了。不过正如您所说的，我毕生都致力于在一切有可能的地方推动对话、和谈与谅解。无论是在萨达特总统的身边还是在穆巴拉克总统身边，无论是在联合国还是在国际法语国家组织，我始终坚信，和谈与对话是通往和平之路的大门。
现在，我比以往更加坚信这一点。尽管这条路很长，和崎岖，而且，如果我们回顾一下中东地区的悲剧性的历史，还会发现这条路有时会让人失望，但是，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有必要沿着这条路不懈的走下去。
这种谅解，这种对话的精神，在你们南京大学得到了完美的体现，它们体现在你们向世界开放的意愿中，体现在你们促进多语化发展的努力中。
由此，我自然要向你们作出声明，我个人是如何理解多语化与文化的多样性这两个密切相连的概念的，同时也要大家知道我多么希望在国际法语国家组织中体现这种语言和文化的多样性。
国际法语国家组织既是一个政治机构，也是一个语言机构。以法语为纽带，这一组织至今已吸纳了55个国家和政府的加入。
人们可以看到，在当前世界化的背景下，国际法语国家组织是一个团结、交流的绝好途径，也是提出不同意见和投入行动的绝好途径。
因为必须清醒的认识到，世界化并不仅仅局限于商贸往来或信息交流方式的全球化。
从“世界化”这个词的最广泛的含义来看，它首先对文化产生直接的影响。
也许，大家并不知道，每两个星期就会有一种语言从世界上消失。随着这一语言的消失，与之相关的传统、创造、思想、历史和文化也都不复存在。
是否应该将这种视为一种必然呢？
是否应该认定世界化必然导致语言与文化多样性的的消亡呢？
是否应该屈从于唯一一种语言的霸权呢？我的回答是：“不。”
因为多样性原本就是自然界的现实。从这一点来说，语言和文化的多样性是丰富的人类遗产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因此，按照我的想法，国际法语国家组织的职责远不只是对法语的保护。它以保护世界的各种语言与文化为己任。
除了保护人类的遗产之外，它还应该致力于实现国际范围内的民主。
因为世界化进程的第二个影响就是将大部分与人类未来相关的重大问题变成了世界各国共同关注的问题。
这些问题中，既有关于环境保护的，也有关于控制未来人口增长的，既涉及到禁止疾病的传播，也涉及到打击有组织的犯罪和反恐斗争。
显而易见，如果局限于一个国家或者一个民族的范围内，所有这些问题是无法得到全面认识的。
我们处于一种相悖的境遇中：国家在赢得主权的同时也在失去主权。
当一个国家的政治产生国际性的影响时，它便赢得了主权。
当一个国家的政治在越来越多的方面更多地依赖于其他国家，尤其是凌驾于国家结构之上的新兴权力时，它便失去了主权。
因此，从全球的角度来思考民主，在世界化破坏民主之前让世界化得以民主化，这是至关重要的。
因此，只有在国际社会的各个权力层次都行动起来，只有保护语言和文化的多样性，国际关系的民主化才能得以实施。
因为，正如一国之内的民主必须依托于多党合作，国与国之间的民主也同样必须依托于语言的多样性。
就此而言，国际组织中的所有正式工作语言必须得到切实的尊重，这是至关重要的。
因为，如果所有的国家都说同一种语言，按照同样的方式思维和行动的话，那么国际范围内极有形成一种极权制度的危险。
我们永远也不要忘记，一门语言，它所反映的是一种文化和一种思维方式。说到底，它表达了一种世界观。
如果我们听凭语言的单一化，那将会导致一种新型的特权群体，即“话语”的特权群体 的出现。
数十万个决策者的世界必须是数十亿的地球居民共同参与的世界。
这些居民和他们的身份、文化和语言密不可分。
要帮助他们相互接受各自的文化和语言，而不是像技术官僚那样，走单一的语言的捷径，而这种语言是世界居民中绝大多数人并不熟悉的。
总之，语言的多样化是促进一种真正的和平文化的途径。
给多语以应有的位置，就应该鼓励人们去学习这些语言。
能说多种语言，就赋予了自己向他人和世界敞开的多种途径，就有利于思想的交流，就为文化间的对话打开了通道。
如果只懂一种语言，如果只说一种语言，那么人们的存在就有可能遭受漠视。
确实，我们现在已经拥有了这样的技术手段，无论在地球的另一端发生什么事情，我们都可以立即得知。
但是，国际社会和人们表现出的漠视却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残酷。
当今世界，在漠视、沉默和遗忘中发生了多少冲突，让一片片土地荒芜，让无辜的生灵惨遭涂炭。
因此，我坚信，教授青年一带学习多种活生生的语言，向其他文化开放和在各国人民之间展开科学与文化交流始终是保证和维护和平的最可靠的途径。
我知道，激励着你们的正是这样一种精神。从现在开始，我已经是南京大学这个大家庭中的一员了。此时此刻，作为南京大学的一分子，我向大家保证，国际法语国家组织将不遗余力地和大家一道，推动长久而有效的合作。
我们有着共同的未来。对于我们的未来，我满怀希望和信心。再一次感谢你们邀请我来到南京大学并给予我这份殊荣。
2009年6月2日，中国驻埃及大使武春华拜会埃及全国人权委员会主席、前联合国秘书长布特罗斯·加利博士。
武大使首先转达了杨洁篪外长对加利博士的亲切问候，赞赏加利是杰出的政治家和外交家，长期活跃于国际政治和外交舞台，致力于维护世界和平发展、促进各国友好交往，并为增进中埃友谊做出了重要贡献，是中国人民十分敬佩和爱戴的老朋友。
加利表示，他在担任埃及外交国务部长、联合国秘书长等职时曾多次访华，一直对中国怀有深厚感情，至今仍密切关注着中国事务，对中国在各领域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深表钦佩。他相信，埃中作为两个发展中大国，在各方面合作潜力巨大、前景广阔。
加利还请武大使向杨洁篪外长转交有其亲笔签名的回忆录《永不言败》。
2004年4月13日，中国驻埃及大使吴思科拜会前联合国秘书长、埃及全国人权委员会主席加利博士，对他就任埃全国人权会主席表示祝贺，并就两国在人权等领域的合作交换了看法。
2004年12月27日晚，吴思科大使为前联合国秘书长、埃及全国人权委员会主席加利博士举行迎新年晚宴，并就联合国安理会改革及中埃在人权领域的交流与合作交换了意见。
2004年12月27日晚，吴思科大使为前联合国秘书长、埃及全国人权委员会主席加利博士举行迎新年晚宴，并就联合国安理会改革及中埃在人权领域的交流与合作交换了意见。
长春出版社出版的《加利》一书，高英彤著
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加利传》一书，郭河兵、朱玉彪、陈婉莹等著
作者：吴富贵 中国非洲总商会副秘书长
联合国前秘书长
法语国家组织秘书长
埃及前副总理、外交部长
布特罗斯·布特罗斯·加利博士
他曾叱咤联合国政坛，出任埃及政府高官。他一生为世界和平分神操劳、呕心沥血，他为祖国繁荣富强，殚精竭虑，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生的伟大，死的光荣，民众哀思举国悲，八亿神州泪分飞，呕心沥血干工作，殊勋盖世间，无法磨灭；鞠躬尽瘁为人民，英名满天下，有口皆碑。他走了，几乎什么也没有给家人留下。虽膝下无子女，但世界人民是他的亲人，亿万青年是他的后辈。
丰碑不可逾越
----记联合国时任秘书长布特罗斯·布特罗斯·加利博士
在缅怀联合国时任秘书长加利逝世一周年纪念大会上，一则时长半分钟的《获奖者》短片视频介绍完毕，等不及字幕滚完、全场亮灯，周遭即是一片掌声，献给93岁高龄的获奖者加利，献给这位依然“健在”的联合国时任秘书长。
天下谁人不识君
2016年1月20日,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接见的荣获“中国阿拉伯友好杰出贡献奖”10位阿拉伯友好人士中，一位身坐轮椅，身穿西服，打着领带，头戴眼镜，出席颁奖仪式的获奖者格外引人注目。
他是习主席最先握手的阿拉伯友人，在习主席发表热情洋溢的讲话时，坐在第一排的他微微仰着头，安详地注视着习主席。他精神尚好，很难相信岁月并没有在这位93岁高龄春夏秋冬一年四季整年整月整天与国际事务打交道的埃及老人身上留下衰老的痕迹。他的声音仍然铿锵有力，与人交谈时镜片后的双眸一直面带着微笑。谈话时他端端正正地坐在轮椅上，却时常会照顾着客人，生怕客人哪些有什么不舒服的感觉。离他很近时，也很难在他微笑的脸上找到一丝疲惫。他的精气神仿佛是从骨子里长出来的，每一个眼神都弥散着深入到他的血脉之中的那种阿拉伯式典雅。从加利脸上的笑容可以看出，他对来自14亿中国人民的褒奖甚感欣慰。
那么，这位身坐轮椅，举止高雅的获奖者姓氏名谁？如前所述，原来他就是曾叱咤埃及政坛出任埃及外交事务国务部长、副总理，之后，一路走向联合国大厦38层办公室的联合国历史上，第一位来自非洲以及阿拉伯国家的前联合国秘书长布特罗斯·布特罗斯·加利博士。
时光流逝，岁月如梭。然而，天有不测风云。2016年2月16日，就在加利博士刚刚被中国政府授予“中国阿拉伯友好杰出贡献奖”，并受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亲切接见，荣获奖牌和证书的27天之后，以温文尔雅、彬彬有礼闻名于世界政坛的布特罗斯·布特罗斯·加利博士，竟然一夜之间在开罗Al-Salam医院撒手人寰，悄然辞世了。谁也没有想到，这竟是加利生前获得的最后一个荣誉。
噩耗传来，震动联合国上下和埃及朝野，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闻讯，随即当天在安理会厅外宣读声明，表示哀悼，对加利先生逝世，深表悲痛。声明称，他是“联合国历史上最杰出的秘书长之一”。潘基文说，联合国将哀悼这位为世界和平与国际秩序作出宝贵贡献、值得铭记的杰出领导人。委内瑞拉常驻联合国大使拉斐尔拉米雷斯说：“我们被告知前秘书加利秘书长逝世的消息。安全理事会15国代表全体成员起立，为93岁的前秘书长加利肃立默哀一分钟。
逝者如斯，加利逝世后，埃及总统阿卜杜勒·法塔赫·塞西发表声明哀悼布特罗斯·加利。塞西在声明中说：“对布特罗斯·加利的离去，我深感悲痛。他说过：‘我将为国奉献，保持国家政治学者的象征。’”塞西总统接着说：“在国际层面上，他是埃及人民的楷模。”“加利不仅是埃及的，更是世界的。我们缅怀加利，是他为国际政治舞台增添了更丰富的内容，”埃及总统塞西这样评价加利。2月18日，埃及将以军事葬礼的形式为这位老人送行。
埃及外交部也发表声明哀悼加利，称他是“埃及外交历史上的杰出领袖。”
而埃及首都开罗上百万市民也在2月16日晚以熄灯的特殊方式，聚集在Al-Salam医院的入口处，悼念这位前联合国秘书长，埃及政坛巨星的不幸陨落。一位世界人民心中敬仰的老人，一位杰出的国际政治家外交巨擘，一位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安详地离开了这个世界，留下一份对和平的执着和对未来的期许。
时至今日，年过古稀的加利好友穆罕默德依稀记得加利去世的那天晚上，从全国各地、世界各地赶来的成千上万加利的亲朋好友及社会各界民众，黑压压聚在开罗医院大门外，大家胸戴白花，眼含热泪，在黑夜中久久站立……
埃及民众心目中的加利，这位埃及历史上最杰出的副总理、外交史上资深杰出外交家；联合国历史上，最杰出、最值得令人铭记的秘书长，如同一面旗帜，穿越时空，不畏风雨始终以惊人的毅力和卓越的功绩飘扬在埃及大地上。从他出任埃及政坛高官，到荣任联合国秘书长之日起，加利就成了人们心中的一面旗帜。
这面旗帜鼓舞民心，激励民众，引导人们从胜利走向胜利。
在工作岗位上，他以为民服务为本，以默默奉献为志。他用为人民服务是永远的本分为宗旨，勤奋忘我工作的一生，给亿万民众树立起一面信念的旗帜。旗帜问题至关重要，旗帜就是方向，旗帜就是形象。古人云,“志不立,如无舵之舟,无衔之马,飘荡奔逸,终亦可所底乎?人生在世，加利就是光辉形象的先进代表，他拥有一颗春蚕的心，一片红烛的情。若把加利当作心目中的“一面旗”，你的人生就有了奋斗的动力和生命的活力！当你向着这面大旗义无反顾地前进，孜孜不倦地追求时，请相信，没有什么目标不能达到，没有什么奇迹不会发生。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埃及、联合国变化翻天覆地。但是，那块土地上所发生的一切，加利博士留在那里的身影，将永远镌刻在人们的心里。因为做人的境界，因为友好的精神，加利，朽者不朽！
生也埃及，死也埃及，祖国生死系。时间是真理的忠实听众，一切嘈杂喧嚣都会湮灭在时光的尘埃里，一切真知灼见都将沉淀在历史的河床上。如果说加利为世界和平与国际秩序作出宝贵贡献、是一位德高望重值得铭记的领导人；如果说加利长期致力于发展中国家的和平与发展事业，为维护发展中国家的合法权益做了大量有益工作；如果说作为秘书长，加利对联合国尽职尽责，给联合国留下的印记不可磨灭。在其任期内曾引领联合国走上复兴征程，显示了真理的伟大力量；那么世界“重新发现加利”则表明埃及人民、世界人民所追寻的主义，“依然是当今世界的真理”。
如今，斯人已逝，风范长存。世界各国人民一直都深切怀念着这位忧国忧民、敢为人先，勇于担当、忘我工作的前联合国秘书长。尽管他是只担任了一届联合国秘书长，且是唯一位没有连任的联合国秘书长，但在埃及和世界人民心中这段时间弥足珍贵。他给世界人民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他在埃及和世界人民心中永远是一座光芒四射的丰碑。
“此前外界也曾传出过一些关于加利病重的消息，2016年2月11日，布特罗斯·加利因身体不适便住进了开罗Al-Salam医院。随后，布特罗斯·加利的犹太族妻子玛丽娅·莱拉立即接到了埃及总统塞西的问询电话。但没有想到这一天竟然来得这么快。一股抑制不住的情感从心头涌起”。
加利博士谢世的消息传来，中国人民万分悲痛，因为中国失去了一位向世人解读中国外交战略，向世界讲述中国故事的大师。回想当年，加利博士一生中的重要时段，一幕幕令人难忘的画面次第浮现。
加利已去，但他的音容笑貌、精彩人生依然传世于人间，留存于中国人民心中。当我们梳理加利走过的人生轨迹时，可以清晰地看到，他由外交上的外行变成内行的行程每一步，都印刻着加利的品德、性格、胆略、毅力、忠贞、气魄、果敢、直言的阿拉伯人作风。面对扑朔迷离的国际形势，变幻莫测的外交风云，错综复杂的国际关系，跌宕起伏的历史进程，他临危不惧、沉稳应战、尽职尽责、不辱使命。
“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这是中国著名诗人臧克家的名句。
的确，联合国前秘书长、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加利博士虽已长辞人世了，但中国人民心里永远铭记着这位卓越的世界领袖，中国人民的真朋友。
2016年2月22日，中国驻埃及大使宋爱国和夫人王金娥前往联合国前秘书长加利宅邸，看望其夫人玛丽亚·加利。
宋大使表示，中方对加利秘书长不幸逝世深感悲痛，中国领导人专门发来唁电表示哀悼。加利秘书长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也是世界和平的推动者，他为中埃友好合作和国际和平事业做出的卓越贡献将载入史册，永远为中国和世界人民所铭记。
加利夫人感谢中国领导人来电慰问，感谢宋大使夫妇专程登门前来看望，并深情回忆起加利秘书长生前20多次访问中国的情景，表示她本人及加利身边工作人员愿继承加利的遗志，继续为促进埃中友好和世界和平而奋斗。
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世界各国政要均发表了纪念他的署名文章。加利博士作为中国人民的老朋友，我只凭自己的一点认识，在别人遗留的空白处填补几笔。
联合国的保安和秘书说，在任时，他每天都来上班，“不外出开会、不出国考察的话”八点半前肯定到他的办公室。加利的夫人说，“不生病、不去医院的话”，他肯定每天准时坐在他的办公桌前，真难以想象93岁高龄的耄耋老人还有这么大的工作劲头。”
加利与联合国
人生如棋局，落子收官之间品性尽显。
在世界人民心中，身高1.73米的布特罗斯·布特罗斯·加利博士，天生就是伟人。
加利一生，是光辉的一生，战斗的一生。正如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所说，加利伴随联合国走过了冷战后最为动荡的几年任期，并贡献了自己的智慧与力量。他是受尊敬的埃及政治家和知名国际法学者。他用丰富的经验和智慧引领联合国走过了其历史上动荡和具有挑战性的时期。他在构建联合国维和行动体系中所发挥的作用。“当时，冷战刚刚结束，世界各国开始越来越多地转向联合国寻求各自问题的解决方案。他为联合国如何应对这一新时代做了很多工作。”作为秘书长，加利对联合国尽职尽责，给联合国留下的印记不可磨灭。
正是这些人生重要桥段，一次次引导和改变着他的轨迹。
对加利，世界人民怀着永久的好感。这位世界近现代的历史人物，学者、记者、著作家，生前1992年元月，69岁高龄曾任联合国第六任秘书长。但在历任联合国秘书长中，他虽是唯一位没有连任的联合国秘书长，但却是联合国历史上值得敬佩的担任该最高行政职务的第一位非洲阿拉伯人、非洲人民杰出的儿子。
加利生前曾于1977年任埃及外交事务国务部长，1991年任埃及副总理等政府副国级高官职务。在安瓦尔·萨达特就任总统的1977年，身为埃及的外交部长的他，陪同萨达特前往耶路撒冷，对1978年埃以戴维营和平条约的签订和1979年埃以和平协议的达成发挥了关键作用。他是研究南北关系的专家，是埃及非洲政策最杰出的制定者。
布特罗斯?布特罗斯－加利出生于1922年11月14日，开罗大学毕业获法学士学位，后赴法国巴黎大学深造，攻读政治学和国际法，1949年获巴黎大学国际法博士学位，另外还有巴黎政治研究学院的国际关系学的毕业证书；曾历任埃及外交部长、副总理等职务达18年之久。1992年加利当选为第6届联合国秘书长，至1996年。在此之前，他曾多年担任埃及外交部长及主管外交事务的副总理。后在寻求连任时因得罪美国而遭到美国的极力反对，加利含恨退出。1997年加利卸任联合国秘书长后，曾任法语国家组织秘书长、南方中心主席等职务。他继续保持了与中国方面的密切接触，为推动南南合作作出了重要贡献。
他是埃及---以色列谈判的主要当事人之一，为埃、以签署“戴维营协议”发挥了重要作用。加利在法国巴黎获得博士学位。作为一个著名学者，他出版了很多关于埃及与国际政治的著作，并在多家刊物上发表文章。加利曾为埃及开罗大学政治科学系讲师。
然而，这样一位九十年代政坛的风云人物，在国际政治舞台上叱咤风云、功勋卓著的伟人，在人生的道路上畅然度过了93个春秋。
他试图推动联合国工作改革，他惩罚了包括美国在内的那些拖欠支付每年应该缴纳25%联合国会费的成员国，他被排除在外的原因是，因为他批评了华盛顿在中东最亲密的盟友以色列的所作所为，尤其是有关1996年黎巴嫩遭攻击的事件。他曾在联合国最困难时期之一的时候担任秘书长，他不顾老迈之躯远赴索马里、卢旺达、中东和前南斯拉夫等国家发处理发生的种种危机之举，使世界与中国人民拍案击节，为之动容。
他笔锋筋腱，涉猎广泛，在政治、外交、学术、国际法、国际关系理论领域论文、著述建树独到，他通晓阿拉伯语、法语和英语，并多年坚持用这些文字进行写作。他出版有两本回忆录：《通往耶路撒冷的埃及之路》（1997年版，有关以色列和埃及的和平进程）《不屈不挠：美国-联合国的传奇》（1999年，有关其担任联合国秘书长期间）。他著作等身100多本专著展示了他的出众的才华，他爱好写作，并有坚持多年撰写日记的习惯。他学识渊博，是一位国际法专家，深谙北南关系、第三世界和非洲问题的著名专家，成绩卓著，他先后获得20多个国家颁发的荣誉称号。1995年4月，获希腊奥纳西斯国际谅解和社会成就奖，以表彰他在担任联合国秘书长期间对地中海地区国际问题的解决作出的贡献。
加利与中国
一个人要想成为名副其实的国际交际大师非常难，一个人要想成为国际交际大师中的交际达人，更是难上加难；一个人要想成为中国阿拉伯友好杰出贡献奖获得者非常难，一个人要想成为友好杰出贡献奖人物中的交际达人，更是难上加难，可加利做到了。
2016年1月20日，习近平在开罗会见联合国前秘书长加利等10名获得“中国阿拉伯友好杰出贡献奖”的友好人士并同他们合影留念。年逾93岁高龄的联合国第六任秘书长、埃及前外长布特罗斯·布特罗斯·加利，腿脚不便，但是依然坚持坐着轮椅前来，一直到会见活动结束。习近平主席来到他的身边，弯下腰同他握手，向这位中国人民的老朋友问好。“习近平主席真是平易近人！”看到此景，在场的阿拉伯朋友纷纷投来赞叹的目光。
会见结束时，习近平主席一眼看见了在会场外等候的加利夫人玛丽亚·加利并走上前去同她握手，此刻现场爆发出热烈的掌声。加利夫人玛丽亚·加利说，“这是我们第一次在阿拉伯的土地上见到中国国家领导人，这份荣誉我们将终生铭记。”
加利不仅属于埃及、属于世界、也属于中国。加利，对于中国来说，是一个挥之不去的名字。他不但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也是一位毕生为促进中阿友好事业的护花使者。他的传奇一生，与这个传奇国家紧密相连。
细细品味加利的一生，回顾往事，加利与中国结下不解之缘并在中国享有很高的声誉。凭籍他丰富的学养，使他长期站立在对话的前沿。如今在中国，提起加利，很多人都会由衷地点赞，几乎没有人不知道加利。这不仅是因为中国人民心中的加利是一位受人敬佩的埃及政治家，把加利看作是热爱自由与正义的埃及人民的化身，看作是中埃两国人民兄弟情谊的象征。更因为加利为中国创造了更多的在联合国亮相展示中国国威、军威、民威、改革开放、振兴中华、国富民强的机会。因此中国人民尊敬加利，深情地缅怀加利，生前曾为他授勋、为他颁奖、为他著书立说。这正是，工匠精神，打造中阿友好。
而加利博士也曾执笔寄真情，从全新的视角撰写诸篇文章向世界介绍中国改革开放政策实施后的发展现状、取得的巨大成就与前世今生。充分体现了加利广阔的视野和深厚的文学素养。加利曾引用中国《诗经》中的诗句来表达自己对中国的情愫：“死生挈阔，与子成说；执子之手，与子偕老。”
人们回忆，加利无论是在担任埃及副总理、外交部长期间，还是在担任联合国秘书长任内，加利在此前后都与中国结下了不解之缘。他与中国的故事谱写出中埃友谊的华美乐章。尤其是卸任后专注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问题，加利都与中国保持了友好的往来。且一直在向世界传递对和平的向往与不懈追求，更谱写了与中国长达几十年的友谊。
不言而喻，加利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他凭借自己的真诚、友善与洒脱同中国几代领导人都结下了深厚的友谊。生前他是访华“常客”，任期内曾经12次到访中国，开启访华之旅，成为任上访华次数最多、级别最高的联合国、埃及政府首脑之一。
作为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在过去近30年里，加利几乎每年都定期到中国访问。他涉足过中国许多城市，目睹了中国的巨大变化，北京、上海、南京、西安、海南、深圳、广州、天津、成都等中国城市均留下了加利的足迹。当加利到达每座城市时，人们自发地来到街头夹道欢迎这位远方的客人，想要亲眼目睹这位联合国秘书长、中国人民的老朋友的风采，这样的场景让他很是感动。
人生乃寄旅，求知是常态。进入80年代，加利离开联合国秘书长岗位之后，从此他终于有了自己的时间，去著书立说，开始以各种身份到访中国，从事考察、讲学和研讨活动。因而，他又成为中国与联合国、中国与埃及、中国与阿拉伯世界交流沟通的友好使者。
尤其令人感叹的是，加利的身边集中了如此之多的中国朋友与政治名人。加利在接受新华社、人民日报等中国媒体记者采访时曾表示，36年间，中国社会经济发生巨变，行走风景，不复往昔。早在担任埃及外交国务部长时，他就同时任中国国家主席的李先念先生接触过。
加利非常推崇邓小平，他曾表示：“尽管我未曾有幸亲自会晤过邓小平先生，但我认真拜读过他的著作和讲话，十分关注并了解他不平凡的政治生涯。我始终敬重这位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是他使中国出现了目前已被世人公认的、许多发展中国家一直为之而奋斗的经济飞跃的奇迹。”“邓小平是中国伟大的领导人，他为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作出了巨大贡献。他把中国引上现代化的道路决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在中国这样一个幅员如此辽阔的国家里，在过去的行政结构的基础上，以稳定与和平的方式实现这样的经济改革，充分显示了邓小平的领导才能和胆识。
加利在担任5年之久的联合国秘书长期间，曾在多个场合与多位中国领导人举行会见。江泽民曾称加利为“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加利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也表示，“在联合国担任秘书长时，我又在里约热内卢峰会和哥本哈根峰会等不同场合多次会见中国领导人，与江泽民、李鹏等中国领导人亲切交谈，他们的政治才华和领导能力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1992年1月，李鹏总理到访联合国参加政府首脑会议，阐明了中国政府对国际形势、建立国际新秩序以及联合国在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方面的作用等问题的看法和主张。加利也重申，台湾作为中国的一个省根本无权进入联合国，并强调，联合国坚持“只有一个中国”立场，“拒绝与台湾发生任何直接或间接的接触”。在这次会议上，除了见到了美俄英法等大国的领导人，李鹏也见到了秘书长加利。几乎与之同时，邓小平在国内“南巡讲话”，中国改革开放大业由此加速。一内一外，二者相得益彰，这次会面意义不言而喻。
1994年9月16日，联合国前秘书长布特罗斯·布特罗斯·加利应邀访问浦东。
1995年10月21日，加利与中国最高领导人会面。江泽民来到纽约联合国总部，和加利一同出席了中国向联合国赠送“世纪宝鼎”揭幕仪式。为了纪念联合国成立50周年，中国政府决定向联合国赠送一件具有民族特色和时代特征的礼物—“世纪宝鼎”。江泽民称，这件宝鼎是中国人民向联合国实现其崇高使命的良好祝愿。“就像这尊美观庄重的巨鼎给粗糙平淡的青铜赋予形状与生命一样，我们也必须运用世间的人力、物力创造美好的未来。”加利对江泽民的礼物也表达了谢意与祝福。
1997年9月10日至17日加利到访中国。期间与李鹏总理举行会谈，强调了发展中国家间相互合作的重要性。会谈结束后，9月12日，中国各大报刊传媒均原引李鹏总理及次会谈做了新闻报道。
1999年9月23日，加利夫妇来到中国访问，不过，此时的加利已经卸任联合国秘书长，转任法语国家组织秘书长。李鹏与夫人朱琳在北京与加利夫妇会面。对于老朋友的重访，李鹏高度评价了加利的历史贡献，并提出“赞同世界多极化，反对单极格局”。而对于即将到来50周年国庆华诞，加利也不吝祝福：“我祝福中国人民，祝福中国领导人。中国需要世界，世界更需要中国。”
1999年9月，在“纪念大连建市一百周年暨第十一届大连国际服装节开幕式”上，加利作为外国嘉宾出席了盛会现场。国际服装节是大连向世界展示形象的名片。在这场活动中，加利见到了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李铁映、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蒋正华、全国政协副主席罗豪才等国家领导人。此访，加利被大连市政府授予荣誉市民称号。
2001年9月12日下午，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李鹏和夫人朱琳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了联合国前任秘书长布特罗斯·布特罗斯━加利和夫人，宾主进行了亲切友好的交谈。
李鹏对加利夫妇再次来访表示欢迎，赞赏加利在担任联合国秘书长期间，为推进联合国的改革，为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事业作出的积极贡献。会见中，李鹏和加利就坚持国际关系准则、维护发展中国家的权益、保障人民的生存权和发展权、反对恐怖主义等问题交换了意见，取得广泛共识。
李鹏说：在加利担任秘书长期间，联合国曾举办过一系列国际会议，涉及世界的政治、经济、社会、人口等重大课题。通过亲身参加这些会议，我感到，顺应世界的进步潮流，不断推进和平与发展事业，是联合国的重要使命，联合国的一切决议都应充分反映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呼声。
加利夫妇对再次见到李鹏夫妇感到高兴。加利说，这次参加“21世纪的中国与世界”论坛，使我有机会进一步了解中国的巨大发展，中国人民的智慧和创造令人赞叹。这次论坛为与会者就当今世界共同关注的问题进行研讨提供了很好的机会，来自各国的政要、专家、知名人士亲身了解了中国的政策主张和对21世纪的发展构想。因此，这是一个很成功的论坛。加利表示，他将为进一步增进中国与世界的友好联系作出努力。
加利先生回忆说，他与中国前外长李肇星是老朋友，他任联合国秘书长5年期间同时任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李肇星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成了老朋友。加利先生说，李肇星曾经把他的著作《耶路撒冷之路》一书亲自翻译成中文。
2001年9月10日，已经年近79岁的加利晚年生活依然时刻关注着中国并应邀来到首都北京，他应邀出席“《21世纪的中国与世界》国际论坛”，并见到了江泽民主席。这个活动旨在探讨中国与世界和平发展的问题，除了加利，基辛格、布热津斯基、科尔、霍克等世界政坛名流也亲临现场。
2002年5月6日，南京大学授予联合国前秘书长加利名誉博士学位。加利表示，能成为南京大学的名誉博士非常的荣幸，并对南京大学把他的英文版著作《民主化与全球化》一书翻译成中文版感谢欣慰。
2003年后，加利出任南方中心主席，更加关注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问题。加利称，中国帮助非洲国家建造了许多会议中心，帮助它们发展经济，非洲国家公认中国是世界上唯一给予无条件援助的国家。加利也因其对华的杰出贡献，多次被中国授予荣誉称号。2006年，中埃庆祝建交50周年，温家宝在埃及向加利等埃及友人颁发了“中埃关系50周年杰出贡献奖”。
作为政治家，加利思想敏锐，洞察力极强。早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加利就曾提出中国是世界的未来，包括埃及在内的阿拉伯国家应当发展与中国的关系这一理论。正是这种思想，促使他在联合国工作期间发展了同中国的友谊，积极支持发展中国家在联合国发挥作用。
2004年2月，在联合国成立60周年之际，81岁的加利博士在日内瓦办公室里曾欣然向新华社记者畅谈他那份火热的中国情。“中国需要世界，世界更需要中国，”他说，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尤其对发展中国家给予了大力支持与援助。中国在实现多极化世界的进程中能够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
加利同中国的友谊来自他对于当今世界格局的深刻理解，他一直致力于推动中东地区的和平进程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合作，这种理念一直贯穿在他的职业生涯中。正是在加利的推动下，中国和阿拉伯国家的关系不断向前发展，更紧密地连接在一起。因为加利是中国人民最熟悉的联合国、埃及领导人之一。当年，加利频繁访华之旅，体现了中埃、中国与联合国关系友好，在近代国际关系中具有示范意义。忆往昔峥嵘岁月稠。加利在担任埃及外长和副总理期间，始终把中埃友好合作的精神带到联合国。
加利先生回忆说，我担任埃及外长，联合国秘书长，法语国家组织秘书长期间，曾先后到中国访问过10多次。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和大规模的城市建设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初到北京时，城市中高楼大厦很少见，城里城外的老百姓骑自行车的还都不是很多，可如今再到北京，看到满大街川流不息的汽车中，很多都已经是私家车了。由此可见，中国经济蜕变成蝶的过程，显示着蓬勃的发展动力。逆势增长背后，呈现的是中国历任执政者的眼光、谋略、气度和胸襟，这才有了中国的结构之变、动力之变、理念之变，这才是新旧动能转换的“真经。”
2009年6月2日，中国驻埃及大使武春华拜会了加利。武春华转达了时任外交部长杨洁篪的问候祝福，并称他是“中国人民十分敬佩和爱戴的老朋友”。同时加利还请武大使向杨外长转交有其亲笔签名的中文版回忆录《永不言败》。
《永不言败：加利回忆录》是2001年中国外交部主管的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的中文版图书，该书是对联合国文献的巨大贡献。此前《永不言败》一书于1999年首先在美国出版。
书中，加利以一位亲历者的视角和情感对其任联合国秘书长期间（1992—1996年）所发生的重大世界历史事件进行了翔实的记录和深刻的评价。在作者丰富、细腻的笔触下，柬埔寨政局的一波三折，南斯拉夫战争的连天烽火，索马里混战的遍地狼烟，卢旺达屠杀的血雨腥风和海地政变的风云突起尽现眼底。
此外，加利还在书中首次公开揭示了美国与联合国的微妙关系，披露了他如何由于美国的反对而成为首位没能做满两届秘书长的内幕。而对其与克里斯托弗、奥尔布赖特等美国政要之间的恩恩怨怨，书中也有详细的叙述。
目录
序言
致谢
作者说明
第一章美国的支持：得而复失（1991－1992）
第二章面对新的冲突（1992）
第三章 遇到麻烦（1993）
第四章 政策带来后果（1994）
第五章 非洲自世养（1992－1995）
第六章 阿拉伯世养与以色列（1992－1993）
第七章 没有结局的结果（1994－1996）
第八章 挑战，挫折及民主化（1996）
后记
索引
译者名单
由此可见，加利以他光辉的一生，不仅永远活在中国人民的心中，而且，凭籍杰出的外交成就，也永远留存在广大中国人民和阿拉伯人民的记忆中，成为埃及和联合国最具典型意义的领袖人物之一。
2016年年1月20日，习近平访问埃及期间，在开罗会见10名获得“中国阿拉伯友好杰出贡献奖”的友好人士并同他们合影留念，加利就是其中之一。这也是这位“中国人民的老朋友”生前获得的最后一个来自中国的荣誉。
加利博士不仅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他的几部著作中译本，曾风靡中国图书市场，受到中国各界读者的热捧。
加利著作的另一个中译本是中国台湾学者翻译，台湾麦田出版1999年出版的《从埃及到耶路撒冷—盖里的中东和平之路》一书。该书竖排繁体，文字大约30万。加利的另外一本译著是1999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埃及通向耶路撒冷之路—以为外交家为争取中东和平不懈努力的历程》。这本书是加利博士用阿拉伯文书写的，由美国中东问题研究专家译成英文出版，之后，中译本是根据英文翻译成汉语的。译者是张晓，中国钱其琛副总理为本书作序。
加利第三部法译汉中文译著名叫《非洲边界争端》。是一本纯学术性很强的回忆录专著，字数约7万字，该书由中国商务印书馆1979年翻译出版发行。此前的法文版是由法国巴黎经济技术出版社出版发行。
中国对加利逝世深感悲痛
2016年2月17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洪磊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方对联合国前秘书长加利逝世深感悲痛，向加利先生家人、埃及政府和人民致以深切的慰问。
加利在1992年至1996年间，担任联合国第六任秘书长，是联合国历史上担任最高行政职务的第一位来自非洲国家的代表，曾多次访华，还曾获得“中国阿拉伯友好杰出贡献奖”。
“加利先生是享誉世界的政治家和外交家。他担任联合国秘书长期间，以娴熟的外交技巧和饱满的工作热情，为化解热点冲突、改善人类福祉、加强联合国作用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洪磊说。
洪磊表示，加利先生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他积极致力发展中埃关系和加强中国和联合国的合作。2016年1月，加利先生获得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颁发的中国阿拉伯友好杰出贡献奖。中国政府和人民将铭记加利先生为联合国事业及加强中国同联合国合作、中埃友好做出的贡献。
埃及驻华大使眼中的加利
在此，值得提及的是，曾为《永不言败—加利回忆录》这本书书写序言的是2008年8月28日埃及驻华大使穆罕默德?努尔曼?贾拉勒博士。之所以埃及驻华大使贾拉勒博士为加利的新书书写前言，是因为他和加利是开罗大学读书时的校友、埃及外交部工作时的部下、埃及常驻联合国的同事。该书中文版由中国外交部主管的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
2001年1月18日新书首发式在中国北京隆重举行。会上，贾拉勒盛赞加利为推动世界和平、发展和文化交流作出的重大贡献，并特别指出，加利先生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为推动中国和埃及的友谊作了很多工作。
翻开此书的扉页，贾拉勒大使在前言中这样写道---
这本书是关于联合国的最重要、最实用和最有趣味的著作之一。我这样讲是有充足理由的，在此仅列举其中五点：
第一， 本书作者是一位从事国际法及国际组织问题教授达40年之久的学
者。他第一部关于国际组织的著作发表于1954年，那是一本分析透彻、观点深刻的教科书。
第二，作者先后担任埃及外交部长、副总理达18年之久，目睹了许多历史变
迁，并亲身参与了许多历史事件。在萨达特总统和穆巴拉克总统时期，他由于接近决策者而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在纳赛尔总统时期，他也是政府顾问之一。加利博士身处中东这一动荡地区，在埃及数届政府中任职，而这些政府的政策方向又各不相同。他不仅是一位出色的教授，也是一位出色的部长。
第二， 加利博士出生在一个富有的家庭，是一个哥普特人（埃及原住民的后
裔――译者注）。他的妻子是一个犹太人，家境也很富有。尽管如此，他仍投身于艰巨的事业。在纳赛尔时期，他在著作中宣传社会主义；在萨达特时期，他陪同萨达特总统于1977年11月完成了冒险的耶路撒冷之旅；在穆巴拉克时期，他是总统外交事务的重要顾问及非洲事务的首席顾问。他在非洲统一组织、不结盟运动及其他国际论坛上为维护埃及的立场发挥了重要作用。
第三， 第四，加利博士以其洞察力、想象力和创造性著称。他与其他几位教
授共同创立了经济与政治学科，他还创办了《国际政治》季刊和《阿克萨迪》经济周刊。
第四， 加利博士在担任联合国秘书长五年期间，积累了有关联合国系统的直
接经验。在他当选时，关于他，关于他与美国的关系曾有过种种猜测。他目睹了世界政治格局由复极变为单极，他经历了联合国的沉浮。联合国在索马里、波斯尼亚、尼加拉瓜和萨尔瓦多的维和行动无论在联合国历史上还是对加利博士本人，都具有里程碑的性质。他的“和平议程”、“发展议程”及“二十一世纪环境议程”等报告，虽招致很多国家的不满，但它们都是联合国的重要报告。这些报告有时被频繁引用，也有时遭到冷落甚至批评。
第五， 《永不言败――加利回忆录》是对联合国文献的巨大贡献，作者本人
曾深深卷入联合国事务。尽管加利博士熟诸外交和国际政治，但他在秘书长任内却领略了“强权即真理”及“权力支配一切”的深刻教训。他曾作为一名大学教授讲授这些问题，但他在做部长时却没有对这些问题给予应有的重视，在担任联合国秘书长时更是忽略了这些问题，最终自己成了牺牲品。
作为一名高级官员，加利博士是倔强的，这也导致了他的下台。但这并不意味着他是错误的。情形有时恰恰相反，但政治终究是政治，与理想有着天壤之别，理想有时支配了他的行动。
我在开罗大学学习期间有幸结识了加利博士；在他任部长期间曾与其共事；他任联合国秘书长时，我是埃及常驻联合国副代表。1991年，我曾在埃及外交界努力帮助他竞选联合国秘书长一职，并且作为埃及代表目睹了他任秘书长的所作所为。在最初的日子里，他与许多阿拉伯、穆斯林及第三世界国家对立；几周后，英国开始对他不满；在任职中间，他又遭到美国的强烈反对。尽管他无论作为一位教授还是一位部长都是一个和解型的人，但作为联合国秘书长，他似乎改变了处世的方法。无论如何，对我个人来讲，无论过去还是现在，他都是我崇拜的老师，我以自己是他的学生而自豪。我相信，联合国失去这样一位优秀的秘书长是一个巨大的损失。然而，在一个需要保持低姿态而不是锋芒毕露的职位上，好人总是待不长久。读他的书能够帮助人们更深人地了解联合国是如何运作的，了解大国是如何控制联合国的，而小国总是充满了失败感，尽管它们中的一些人以坐在插有自己国家国旗的座位上举手发言或投票而沾沾自喜。深人分析海湾战争、波斯尼亚和索马里危机，有助于人们更清楚地了解：当很多小国的人民向联合国求助，呼吁联合国蓝盔部队帮助他们解决危机时，联合国内部利益和观点互相冲突的集团之间是如何达成妥协的。
中国支持加利博士竞选担任和连任联合国秘书长的立场是明确的，并赞成加利对美国政策的批评。加利博士不仅在中国领导层，而且在普通民众中都很受欢迎。我目睹了他离任后于1999年9月访问中国的情景。每一个在街上、公园里或飞机上见到他的中国人都热情地和他打招呼、一起拍照或请他签名留念。或许中国人喜欢他是赞赏他反对超级大国的立场；或许是出于对埃及古老文明的崇敬――加利是埃及的伟大儿子；抑或是出于中国人民的善良天性――中国自己也属于我称之为“古老文明俱乐部”的国家，曾有过屈辱的历史，现正在摆脱过去的苦难，走上迅速发展之路。我深信，加利博士将以他的优秀人格、他的远见卓识和鲜明立场而受到世人尊敬。同时，人们也会感激中国的出版社出版了这样一本有价值的书。而我，作为埃及驻中国大使，一名老外交官和加利博士的学生，以能为这本书的中文版作序而感到自豪。
是年，我的恩师加利博士走了。很久很久，加利夫人玛丽亚·加利沉浸在巨大的悲痛中，她常常捧着她与加利的结婚照片久久地凝视。
如今已是耄耋之年的加利夫人仍然生活在加利善良、慈爱、智慧的目光中，她把对加利的深切怀念化作了忘我的工作动力。她倾心致力于撰写的加利回忆录，即将付梓。她说：“只要活着就做事，做事就快乐，”她相信，加利一定会为她这样快乐地活着而高兴！
中国特使眼中的加利
中国前驻埃及大使、中国前驻阿盟代表处大使、中国政府中东问题特使吴思科在获悉加利逝世的消息之后，随即在解放日报解放网发表文章深情回忆----
得悉联合国前秘书长布特罗斯布特罗斯－加利逝世的消息，深感悲痛，几十年来与先生多次相见的情景顿时浮现脑际。加利先生是一位为世界和平与国际合作做出杰出贡献的人士，也为促进中国与埃及以及阿拉伯世界的友谊做出了不懈努力，是中国人民值得钦佩和铭记的老朋友。
我最早见到加利先生还是在上个世纪70年代后期。那时我在中国驻埃及使馆工作，缘于给大使做翻译，曾多次见到时任埃及外交国务部长的加利。他的渊博学识和对时局的精辟分析，都曾给初涉外交的我留下深刻印象。当时正是“十月战争”之后，中东正处在一个十字路口。萨达特总统果断决定访问耶路撒冷，做出艰难的和平选择，中东和平进程发生历史性转折。当时的埃及政界存在不同声音，而加利作为外交国务部长，陪同萨达特访问耶路撒冷，并用他丰富的国际知识和外交经验，在埃及与以色列和平协议的签署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1992年加利任联合国秘书长之后不久访华。国家领导人会见他时，我当时有幸作为外交部亚非司的副司长陪同。当国家领导人谈及我国的台湾问题时，加利当即表示，我是埃及人，对《开罗宣言》还是清楚的，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我作为联合国秘书长坚定地支持中国的和平统一事业，当时双方都会心地笑了。作为第一位来自非洲的联合国秘书长，在冷战结束不久单边主义很强横的形势下，加利坚持国际公正，注意维护发展中国家的正当权益，赢得赞誉，但也使他失去了连任的机会。我2003年出任驻埃及大使后，多次与加利交谈。记得有一次谈起他未能连任秘书长一事时，他说他一点也不后悔，而是感到很自豪，仰不负天伏不负地，坚持了自己的信念。
从联合国秘书长位置上退下之后，加利热心国际间智库交流，几乎每年都要应邀来华访问，出席一些讲座，或到大学演讲，成为中埃和中阿间友好交往的使者，为很多中国人所熟悉。加利长期居住巴黎，但他担任埃及人权委员会主席，经常回开罗主持会议，并与老友们聚会。我经常被邀请参加这样的活动，而且主办方总会说，这是加利提议邀请的，而且只邀请了中国大使。我深感加利对中国的这份特殊友情。
加利对中国友好，也源于他对中华文明的热爱和赞赏。中埃两国古老文明是我们经常交谈的话题。加利说世界四大古老文明中，唯一能几千年延绵不断的只有中华文明，这对世界文明是极大贡献，他非常喜爱中国文化。他还认为，中华文明能延续下来，地理位置也是重要原因之一。他感叹埃及地处三大洲交通要冲，各个历史时期一再被强国入侵和占领，文化也被摧毁中断。文化是一个国家的灵魂，维护国家的传统文化太重要了。我们每次的交谈总是那么情投意合，常让我想起“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这句名言。
我最后一次见到加利是2014年12月，我作为中国人民外交学会代表出席埃及外交委员会年会。当时92岁高龄的加利行动已经不便，拄着拐杖出席年会开幕式。我走上前去问候，并自我介绍，加利马上打断我的话说，“你是前任中国大使，我们是老朋友了”，一句话让我深为感动。加利在开幕式上的发言仍给人一种气势恢弘的感觉，对埃及的转型发展充满信心，同时也表达了对世界和平发展前景的极大关心。
今年１月20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访问埃及和阿盟总部时，为１０名获得“中国阿拉伯友好杰出贡献奖”的友好人士颁奖，加利位列其首，习近平与加利亲切交谈的画面感人至深。中国人民会深深铭记加利这位老朋友。
中国将军眼中的加利
身为中国阿拉伯语学者，当时光还差半年多时间进入2016年的时候，我和刘元培、王燕教授三人共同构思策划了2016年5月30日中国和埃及建交60周年的喜庆日子里，在华正式撰写一本双语，汉语和阿拉伯语名为《我们和你们—中国和埃及的故事》一书，作为向60周年的献礼,由国务院新闻办主管的五洲传播出版社出版。主意已定，我们立即联系面见埃及驻华使馆马杰迪.阿米尔大使。
次日，在埃及驻华大使馆，我们如期见到了马杰迪大使。会谈中，大使阁下非常赞赏我们的意见，并指示埃及驻华大使馆文化处与我们三位书作者合作，负责此项工作的具体落实。
此后不几天，我们收到埃及驻华大使馆由马杰迪大使签发的中文和阿拉伯文书面授权书和委托函，函中指令我们全权负责挑选出中国阿拉伯语界、中国各领域在中埃友好事业中与埃及有缘的中国人士若干名；埃及驻华大使馆文化处负责埃及方面友好人士的选拔工作。自此，我们三位学者受埃及驻华大使的委托，同埃及驻华大使馆文化处共同开始了“隆重庆祝中埃建交60周年这一庄严神圣历史话题的图书撰写出版工作，共同期待这一历史时刻的到来。”
开始着手写作并向有关人员发布约稿信函时，我们首先想到了两件事：一是曹彭龄将军和卢章谊夫妇。曹将军曾是中国著名作家、翻译家曹靖华之子，且曹将军和夫人卢章谊教授曾任中国驻埃及大使馆武官，著有《埃及漫步》一书，与联合国前秘书长加利有着良好的关系；二是，前往外交部和中国国家图书馆，查阅中埃友好历史档案资料。
首先，当我们将出书的约稿函发给曹彭龄将军后，他欣然应允，喜出望外。
不几天便把其写好的文稿发给我们。并在2016年2月24日的信中这样写道：“吴富贵学长：您好！谢谢您元宵节的问候，因赶写文稿，而这几天电脑又时好时坏，出问题时根本打不开，也不知何故，十分狼狈。今日打开后，担心关闭后又出问题，一直不敢关。我们赶写的是有关前联合国秘书长加利的文稿，写定后想先发您看看，不知能否插入您与元培学长、王燕学长主编的纪念中埃建交六十周年的文集？倘不适，或已发稿无法追补，不必勉强。为您添麻烦了，抱歉，抱歉。恭祝阖家幸福安康！”曹彭龄
追怀布特罗斯•布特罗斯–加利先生
作为加利的生前好友，曹彭龄将军和夫人卢章谊女士在获悉加利秘书长逝世的消息后，随即撰写了一篇题为“追怀布特罗斯•布特罗斯–加利先生”文章用邮件发给我们，拟放在五洲传播出版社出版的《我们和你们—中国和埃及的故事》中文版和阿拉伯文版新书中-----
2016年2月17日，从电视新闻中突然听到前联合国秘书长布特罗斯•布特罗斯－加利先生病逝的消息，我们不由心头一紧。就在不久前的2016年1月20号，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埃及期间，会见10位荣获“中国～阿拉伯友好杰出贡献奖”的人士中，就有加利先生。我们从电视屏幕上看到，尽管93岁高龄的他坐在轮椅上，却依旧神采奕奕，精神矍铄地与习主席握手，谈话，脸上依旧含着那令人备感亲切、温暖的微笑。我们感到十分欣慰，想他一定能活过百岁。怎么，一个月还不到，他竟便驾鹤西去了呢？！后来从埃及官方媒体报导得知，他是几天前因骨盆骨折入院，病情恶化而不治的，我们不禁扼腕长叹，相对默默。凝望着窗外向晩的红霞，仿佛他的音容笑貌，特别是那令人备感亲切、温暖的笑容，又浮现眼前……
加利先生1922年11月14日生于开罗一个信奉基督教的名门旺族，其祖父也曾担任过政府高官。由于出生在这样背景的家庭，他自幼便受到良好教育，1946年从开罗大学法学系毕业后即赴巴黎深造，并于1949年获得巴黎大学国际法博士学位，1954年赴美任哥伦比亚大学客座教授。回国后先后担任过记者，开罗大学国际法教授，及联合国国际委员会委员。1973年步入政坛，出任过埃及外交事务国务部长，主管外交事务的副总理；1992年1月被选为第六任联合国秘书长，也是首位掌管联合国这一国际机构的非洲籍领导人。那时，正值前苏联解体，“冷战”时期以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为中心的战略平衡被打破。国与国之间，以至一国之间一些被长期掩盖的地缘，宗教，民族，党派等更深层次的权益纷争与纠葛，像突发的火山一样爆发起来，成为一处处举世界瞩目的热点。我们那时，恰受命赴伊拉克工作，是苏联易帜；东欧裂变；亚洲金融危机；伊拉克、科威特由边界纠纷酿成的“海湾危机”，进而触发的“海湾战争”……等等重大事件的见证者与亲历者。深知此类事件的错综复杂。1993年8月我们转赴埃及，虽说中东和平进程已艰难地启动，和平与发展已成为世界的主旋律，然而，“冷战”时期就埋下的种种矛盾纠葛，如卢旺达的种族屠杀；安哥拉内战；前南斯拉夫充满血腥与火药味的分裂等等，依旧暗流涌动，此起彼伏。而且，这些事件的背后，都依然有“冷战”时期两个超级大国的影子，只不过一个更强势，一个正衰退摆了。加利先生正是在这样一个与其前任绝然不同的复杂、无序的情况下，执掌联合国机构的权柄的。国际社会也越来越寄望于联合国能够有效解决这些紧迫，复杂，又棘手的问题。这对加利先生说来，不能不是一个严峻的考验。加利先生以他一贯的 “百折不挠”，“永不言败”的精神，和他的长期从事国际问题的研究和实践，坚持联合国宪章规定的公平，公正，合理，合法的原则，临危不惧，沉着冷静，充满自信地担负起这一重任。
根据国际局势的发展、变化，他果断提出重组联合国机构；裁减臃肿机构与人员；主持撰写“和平议程”报告，强调“预防性外交，建设和平与维持和平”，推动中东和平，加强南南合作，加快维和机构与力量建设等等颇具建设性的举措。尽管他在处理卢旺达种族屠杀、安哥拉内战等事件中颇具争议，以及在拒绝削减联合国预算比例，及对波黑问题的处理上，与美国存在严重分歧，但他始终据理力争，不妥协，不屈从，坚持维护联合国机构的权威性与独立性。按《联合国宪章》规定，秘书长每四年一个任期，1996年又将到联合国秘书长选举年。依惯例，历届秘书长都连续担任两个任期，记者问加利：“您对此有何考虑？是否参加第二任期竞选？”，加利笑答：“埃及有一句谚语：‘旧鞋比新鞋更合脚’”，表明他对竞选第二任期，及对进一步深化联合国机构与职能改革，维护和平与国际秩序方面的后续工作的自信。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加利不妥协，不屈从的立场，与美国的分歧越来越大。任时美国务卿的奥尔布莱特常在公开场合挑起纷争，直到剑拔弩张的程度。记得当时开罗的外交界，不仅是发展中国家外交官，也包括美国 的盟友——“北约”囯家的外交官，也对那“蛮横、霸道的老太太”表示不满。特别是对她蓄意拖欠超过10亿美元的美国联合国会费，我们就曾听到“北约”成员国家的同事轻蔑地说：“那是耍无赖”。因为交纳会费是联合国成员国应尽的义务，何况美国是“五常”之一呢！而对加利则表示支持与同情。后来，在美国公然提出不惜使用“否决权”的强大压力下，加利寻求参选第二任期的努力，终于未能实现。致使他成为迄今为止，只担任过一个任期的联合国秘书长……
但历史是公正的。20年过去，2016年2月16日加利先生病逝的当天，联合国安理会轮值主席、委内瑞拉常驻联合国代表拉米雷斯宣布了加利先生病逝的消息，随及安理会15个理事国代表起立默哀。现任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称赞加利是“值得我们铭记们领导人，他为世界和平与国际秩序做出了非常宝贵的贡献”。就连美国现任国务卿克里也表示加利是“和平不懈的捍卫者”……而谁还念及当年那个信奉“强权即真理”的“蛮横、霸道的老太太呢”？！加利先生卸任联合国秘书长后，曾出任“法语国家组织”秘书长，继续以他丰富的从事国际外交事务的经验与才学，为加强各国间，特别是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合作与交流，推动南南合作而努力。
加利先生引起我们关注是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末，他担任埃及负责外交事务国务部长期间。在配合安瓦尔•萨达特总统打破中东长期“不战不和”的沉闷局面，在国内外众多争议声中，陪同萨达特总统前往耶路撒冷，勇敢地迈出寻求阿以和谈的石破天惊的第一步的过程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经过多轮艰苦努力的外交谈判，终于在1978年9月签署了《关于实现中东和平的纲要》和《关于签订埃及、以色列和平条约的纲要》两份在中东和平进程中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戴维营协议”。为埃以1979年3月正式签订和平条约，结束长逾30年的战争状态打开了通道。也开启了艰巨，曲折，漫长，至今尚未终结的中东“和平进程”。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我们在开罗任职期间，虽然在一些重大场合见过加利先生，但与他没有工作上的交结，与他并不相识。对这位前辈只是景仰而已——景仰他在国际外交事务上的杰出的学识与才干；也景仰他从不居高临下，盛气凌人的质朴与谦逊。
我们认识加利先生很晚。1999年9月，我们忽然接到埃及驻华大使穆罕默德•努尔曼•贾拉勒博士的请柬，邀请彭龄出席他为来华出席昆明世博园开幕式及埃及馆日活动的前联合国秘书长布特罗斯•布特罗斯–加利先生一行举行的告别晚宴。就在之前不久，我们从报上曾看到出席昆明世博园开幕式的贵宾中有加利先生的名字，我们还曾迟疑过，这是那位加利吗？现在终于得到证实，而且还得这样一个同他会面、交谈的机会，自然令我们兴奋异常。章谊忙找出在国外逢年过节包礼品用的一样的彩纸，把我们用中文与阿拉伯文两种文字题签的我们新出版的散文集《埃及漫步》仔细包好，准备送给贾拉勒大使和我们仰慕已久的加利先生。
9月22日彭龄应邀抵达埃及驻华使馆后始知，加利先生是应我国具有官方色彩民间组织“中国联合国协会”之邀，出席昆明首届世界园博会开幕式与埃及馆日活动的。回北京之前，加利先生一行还专程访问了大连。那天，晚宴的气氛友好，温馨，按贾拉勒大使的说法，是“小规模家庭式”的。应邀出席的客人除“中国联合国协会”相关人士与加利先生一行外，还有与我们同期在驻开罗使馆工作的前外交部副部长、驻埃及大使杨福昌；后来曾任我国中东问题特使的前驻埃及使馆公使吴思科。另外，还邀请了一位我们未曾料到的“特殊客人”——以色列驻华大使南月明。这不禁让我们记起21年前，正是加利先生陪同萨达特总统，以巨大的勇气与魄力前往耶路撒冷，促成埃以结束战争状态，签署和平条约的“破冰之旅”……
晚宴前，当彭龄将《埃及漫步》送给加利先生，告诉他，我们夫妇在埃及工作、生活了四年，把埃及看成第二故乡并将我们所见所闻，所思所感写成这本散文集。加利先生微笑着接过去，问“是中文写的，还是英文、阿拉伯文？”彭龄说：“很遗憾，是中文的。”并解释说，在对外文化交流上我们在这方面做得还很不够。加利微笑着说：“不要紧，它是珍贵的纪念，我会把它珍常在心中。”他一边说一边打开包装纸，将书捧在手里细细端详，对封面与装祯赞叹不已：“印得太漂亮了，您与您夫人做了一件非常有意义的工作。”并说：“我们两个古老文明的国家，应当在政治，外交，经济，文化各方面加强往来与交流。”
他看到扉页上阿拉伯文的题签：“赠给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尊敬的布特罗斯•布特罗斯–加利博士”，一边轻轻读着一边笑着说：“谢谢您和您的夫人！我非常高兴你们把我称作‘中国人民的老朋友’，我这一次已是第十次来中国了，每一次来，都发现中国有很大变化，我从心底为它的快速发展而高兴。同中国人合作、共事、做朋友，是我最快乐又最感荣幸的事。”加利先生一边说，一边翻看手中的书，接着说道：“我虽不懂它的文字，但不少照片我是熟悉的：狮身人面像，拉希德石碑，卡尔纳克神庙……”他对一祯照片仔细辨认，像是喃喃自语：“这是……”忽然说：“啊！想起来了，这是费沙维咖啡馆吧，埃及著名作家纳吉布•马哈福兹年轻时常去的地方？”彭龄笑答：“您的记忆力真好！这正是费沙维咖啡馆里的‘马哈福兹角’，马哈福兹先生早年常坐在张桌边喝咖啡，写作及接待朋友与读者。”加利点点头，郑重地：“马哈福兹是我崇敬前辈，也是埃及的良心。”彭龄说，在我们离开开罗之前，还设法专程去马哈福兹先生家中拜访过他。说着，将书页翻到《访纳吉布•马哈福兹》那篇文章，那里有一张章谊与马哈福兹的合影及马哈福兹留给我们的题词。他告诉加利先生，那是马哈福兹用他被宗教极端分子刺伤，尚未完全恢复功能的手，亲自为我们和为中国读者题写的。加利先生轻轻念着：“非常高兴你们的来访，它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交谈中国与阿拉伯文学的机会。祝愿伟大们中国进步、繁荣。”深情地说：“马哈福兹是埃及和国际上受尊敬的文学大师，这题词非常珍贵。”稍停，又补充说“说它珍贵，不单指它本身的价值，还在于我们两个国家那种无法比拟的文化渊源与友谊。马哈福兹的题词也正说明了这一点……”
这时，埃及使馆的摄影师过拍照，加利先生把《埃及漫步》的封面对着镜头说：“还有这本书，这是友谊的见证。”拍完照后，彭龄拿出小本，想请加利先生题几句话。由于晚宴那将开始，加利先生说：“您把本子留下，晚上我回到旅馆一定给您写好，明天我回国前还会见到贾拉勒大使，我请他转交给您。”几天之后，果然收到贾拉勒大使转来的本子，加利先生用阿拉伯文题写了这样一段话：
曹彭龄兄弟：
我为第十次访问中国这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家感到无比幸福。我感受到中国人民越来越深地对他们国家的热爱。埃及对中国和对加深两国文化的继续交流怀着同样的感情。诚如埃及的伟大诗人哈菲兹•易卜拉所云：
我的祖国，如果我为了追求虚名而忽视你，
即使得到虚名，我的灵魂也不会安宁。
布特罗斯•布特罗斯–加利
而今，按照中国人习惯的说法，中国人民的老朋友，93岁高龄的布特罗斯•布特罗斯–加利先生，已将抛开他钟爱的一切，驾鹤西去。我们重读1999年9丹22日写的那篇日记，看着与他的合影和他留给我们的题词，忽然想起那次晚宴上的一个细节：曾出任过我国常驻联合国大使衔副代表的“中国联合国协会”负责人在发言中，说及加利先生姓名中的“布特罗斯”，他说希腊语中这个词意为“磐石”，即厚重稳固的基石。他举了《圣经》中耶稣在塔巴列湖边布道期间，将打魚人西门收为门徒时，把他的名子改为“布特罗斯”（保罗），并说要把教会“建在这‘布特罗斯’——磐石上”。而加利先生的姓名中，却有两个“布特罗斯”，那就意味着他更加厚重稳固，是不畏惧任何重压的磐石……在举座一片的热烈掌声中，加利先生连连摆手，脸上依旧含着那令人备感亲切、温暖，又谦和、质朴的笑容。而今，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加利先生已经远行，他的主要著作：《通往耶路撒冷的埃及之路》，《民主化与全球化》，《非洲边界争端》，《不屈不挠：美国–联合国传奇》，《永不言败–加利回忆录》等等，都已被译成包括中文在内的各种文字。加利先生正如他为我们题词所说，他没有浪得虚名，他用他毕生精力、才学，为之奋斗理想、信念，以及他所坚持的：通过外交斡旋等和平方式防止冲突；通过交融、发展缩小南北半球之间的差距；通过改革加强联合国处理国际事务，应对各种挑战的能力；不但要在国家内部，而且要在联合国这一国际系统内的国家之间实现民主化等等原则，都已成为他为他的祖国，为联合国机构，与全人类未来的发展，所留下了“磐石”般厚重的，可资借鉴的珍贵遗产……
我们由衷地祝贺他一路走好……
如今，虽然加利已经离开了我们，但是他的精神和思想、他的光辉形象将永远活在中国人民的心中。加利的英名与世长存。
前联合国秘书长加利访华时曹彭龄向其赠送《埃及漫步》后的合影
加利给曹彭龄将军手书的题词
加利：在南京大学演讲实录
尊敬的校长先生、各位嘉宾、亲爱的同事们、朋友们：
首先，我要向大家表示感谢。在南京大学即将迎来百年校庆的日子里，能够如此荣幸的被授予贵校的名誉博士学位，我感到很自豪。
让我为之激动的原因有很多。
首先，我由衷的认为，大学就是我的家。置身于大学校园中，我真的感觉到就像在家里一样。今天，在南京大学的校园里，我又一次找到了这种感觉。
另外，正如校长先生刚才所说的，在我担任埃及外交部长和联合国秘书长期间，中国一直以各种方式支持和响应我的政治外交举措。因此，能与大家欢聚在此，我感到很高兴。
除了官方往来之外，从个人的角度来看，我和中国这样一个伟大的国家也一直保持着深厚的友情。我经常到中国来寻找思想的灵感，梳理上的脉络。
中华文明具有几千年的历史：在最近的十年中，中国的经济正以每年9%到10%的速度增长；中国有着十三亿的人口。显而易见，中国籍此打破了西方世界和超级大国精神上的无忧状态，历史上的优越感和如今的特权地位。
中国道家讲究“清静无为”。“清静无为”并非意味着消极被动，确切的说，它是一种“善于顺其自然”的艺术。中国深受这种思想的影响，并不急于在国际上扮演首要的角色，但是我相信，在国际范围内，她将肩负起比以往更多的职责，为建立多极化的世界格局作出贡献。
中国是联合国常任理事国，是数十个国际组织的成员国，前不久又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这一切都证明了我刚才提出的观点。
如果大家不介意的话，我还想说一说我为南京大学授予我名誉博士而感到自豪的第三个原因。
校长先生，您在刚才的致辞中对我过奖了。不过正如您所说的，我毕生都致力于在一切有可能的地方推动对话、和谈与谅解。无论是在萨达特总统的身边还是在穆巴拉克总统身边，无论是在联合国还是在国际法语国家组织，我始终坚信，和谈与对话是通往和平之路的大门。
现在，我比以往更加坚信这一点。尽管这条路很长，和崎岖，而且，如果我们回顾一下中东地区的悲剧性的历史，还会发现这条路有时会让人失望，但是，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有必要沿着这条路不懈的走下去。
这种谅解，这种对话的精神，在你们南京大学得到了完美的体现，它们体现在你们向世界开放的意愿中，体现在你们促进多语化发展的努力中。
由此，我自然要向你们作出声明，我个人是如何理解多语化与文化的多样性这两个密切相连的概念的，同时也要大家知道我多么希望在国际法语国家组织中体现这种语言和文化的多样性。
国际法语国家组织既是一个政治机构，也是一个语言机构。以法语为纽带，这一组织至今已吸纳了55个国家和政府的加入。
人们可以看到，在当前世界化的背景下，国际法语国家组织是一个团结、交流的绝好途径，也是提出不同意见和投入行动的绝好途径。
因为必须清醒的认识到，世界化并不仅仅局限于商贸往来或信息交流方式的全球化。
从“世界化”这个词的最广泛的含义来看，它首先对文化产生直接的影响。
也许，大家并不知道，每两个星期就会有一种语言从世界上消失。随着这一语言的消失，与之相关的传统、创造、思想、历史和文化也都不复存在。
是否应该将这种视为一种必然呢？
是否应该认定世界化必然导致语言与文化多样性的的消亡呢？
是否应该屈从于唯一一种语言的霸权呢？我的回答是：“不。”
因为多样性原本就是自然界的现实。从这一点来说，语言和文化的多样性是丰富的人类遗产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因此，按照我的想法，国际法语国家组织的职责远不只是对法语的保护。它以保护世界的各种语言与文化为己任。
除了保护人类的遗产之外，它还应该致力于实现国际范围内的民主。
因为世界化进程的第二个影响就是将大部分与人类未来相关的重大问题变成了世界各国共同关注的问题。
这些问题中，既有关于环境保护的，也有关于控制未来人口增长的，既涉及到禁止疾病的传播，也涉及到打击有组织的犯罪和反恐斗争。
显而易见，如果局限于一个国家或者一个民族的范围内，所有这些问题是无法得到全面认识的。
我们处于一种相悖的境遇中：国家在赢得主权的同时也在失去主权。
当一个国家的政治产生国际性的影响时，它便赢得了主权。
当一个国家的政治在越来越多的方面更多地依赖于其他国家，尤其是凌驾于国家结构之上的新兴权力时，它便失去了主权。
因此，从全球的角度来思考民主，在世界化破坏民主之前让世界化得以民主化，这是至关重要的。
因此，只有在国际社会的各个权力层次都行动起来，只有保护语言和文化的多样性，国际关系的民主化才能得以实施。
因为，正如一国之内的民主必须依托于多党合作，国与国之间的民主也同样必须依托于语言的多样性。
就此而言，国际组织中的所有正式工作语言必须得到切实的尊重，这是至关重要的。
因为，如果所有的国家都说同一种语言，按照同样的方式思维和行动的话，那么国际范围内极有形成一种极权制度的危险。
我们永远也不要忘记，一门语言，它所反映的是一种文化和一种思维方式。说到底，它表达了一种世界观。
如果我们听凭语言的单一化，那将会导致一种新型的特权群体，即“话语”的特权群体 的出现。
数十万个决策者的世界必须是数十亿的地球居民共同参与的世界。
这些居民和他们的身份、文化和语言密不可分。
要帮助他们相互接受各自的文化和语言，而不是像技术官僚那样，走单一的语言的捷径，而这种语言是世界居民中绝大多数人并不熟悉的。
总之，语言的多样化是促进一种真正的和平文化的途径。
给多语以应有的位置，就应该鼓励人们去学习这些语言。
能说多种语言，就赋予了自己向他人和世界敞开的多种途径，就有利于思想的交流，就为文化间的对话打开了通道。
如果只懂一种语言，如果只说一种语言，那么人们的存在就有可能遭受漠视。
确实，我们现在已经拥有了这样的技术手段，无论在地球的另一端发生什么事情，我们都可以立即得知。
但是，国际社会和人们表现出的漠视却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残酷。
当今世界，在漠视、沉默和遗忘中发生了多少冲突，让一片片土地荒芜，让无辜的生灵惨遭涂炭。
因此，我坚信，教授青年一带学习多种活生生的语言，向其他文化开放和在各国人民之间展开科学与文化交流始终是保证和维护和平的最可靠的途径。
我知道，激励着你们的正是这样一种精神。从现在开始，我已经是南京大学这个大家庭中的一员了。此时此刻，作为南京大学的一分子，我向大家保证，国际法语国家组织将不遗余力地和大家一道，推动长久而有效的合作。
我们有着共同的未来。对于我们的未来，我满怀希望和信心。再一次感谢你们邀请我来到南京大学并给予我这份殊荣。
2009年6月2日，中国驻埃及大使武春华拜会埃及全国人权委员会主席、前联合国秘书长布特罗斯·加利博士。
武大使首先转达了杨洁篪外长对加利博士的亲切问候，赞赏加利是杰出的政治家和外交家，长期活跃于国际政治和外交舞台，致力于维护世界和平发展、促进各国友好交往，并为增进中埃友谊做出了重要贡献，是中国人民十分敬佩和爱戴的老朋友。
加利表示，他在担任埃及外交国务部长、联合国秘书长等职时曾多次访华，一直对中国怀有深厚感情，至今仍密切关注着中国事务，对中国在各领域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深表钦佩。他相信，埃中作为两个发展中大国，在各方面合作潜力巨大、前景广阔。
加利还请武大使向杨洁篪外长转交有其亲笔签名的回忆录《永不言败》。
2004年4月13日，中国驻埃及大使吴思科拜会前联合国秘书长、埃及全国人权委员会主席加利博士，对他就任埃全国人权会主席表示祝贺，并就两国在人权等领域的合作交换了看法。
2004年12月27日晚，吴思科大使为前联合国秘书长、埃及全国人权委员会主席加利博士举行迎新年晚宴，并就联合国安理会改革及中埃在人权领域的交流与合作交换了意见。
2004年12月27日晚，吴思科大使为前联合国秘书长、埃及全国人权委员会主席加利博士举行迎新年晚宴，并就联合国安理会改革及中埃在人权领域的交流与合作交换了意见。
长春出版社出版的《加利》一书，高英彤著
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加利传》一书，郭河兵、朱玉彪、陈婉莹等著
作者：吴富贵 中国非洲总商会副秘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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