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新华社报道，中国援建的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下称“非洲疾控中心”）实验室于11月10日在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举行揭牌仪式。这是非洲目前建设水准最高的P3等级的生物安全实验室。P3等级适用于主要通过呼吸途径使人传染上严重的甚至是致死疾病的致病微生物或其毒素。

▲图/受访者供图

“这栋实验楼叫伍连德实验楼。”作为援建单位，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下称“北京建院”）非洲疾控中心总部项目设计总负责人徐昊告诉新京报记者。作为一期工程的两栋主要建筑之一，实验楼一期以中国医学科学家命名，将来实验楼二期计划以非洲科学家命名。

▲伍连德实验楼铭牌。图/受访者供图

北京建院成立于1949年，是新中国第一家民用建筑设计企业。至今完成了100多个援外项目的设计、可行性研究、顾问咨询和全过程管理工作。还参与了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主体育场等诸多海外项目的设计。

▲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总部设计效果图 图/受访者供图

▲非洲疾控中心项目总部大楼。图/受访者供图

▲上图右侧即为非洲疾控中心项目实验楼一期。图/受访者供图

非洲疾控中心（一期）是北京建院最新完成的一个援外项目设计和全过程管理案例。而这个项目的设计和施工正好与新冠肺炎疫情重合，整个现场实施过程也基本与埃塞俄比亚内战时间重叠。

两类技术难关

对于建筑设计来说，徐昊表示通常有两大技术难关。一类是由于文化不同形成的理念认知上的难关。因此做设计方案要充分考虑项目所在地的文化。毕竟一栋建筑建好之后是要使用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不像一件衣服不喜欢了就换掉”。

徐昊介绍，非洲疾控中心建在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一座与中国昆明气候相似，均为2017年“世界春城”十佳的城市。这是一个由55个非洲国家（地区）组成的国际间组织。因此非洲疾控中心的设计不仅仅要考虑到埃塞俄比亚的文化，还要照顾到其余54个国家（地区）的文化。

比如，宗教历史文化，东非、西非、北非和南非不同地区的宗教文化有很大差异。好在从风俗习惯入手，他们才找到一个比较好的破题思路，同时，亚的斯亚贝巴是一个比较开放、包容的城市，这里被称为非洲的政治中心。

虽然总体设计得到了非盟方面的认可，但有一个设计理念还是经过了双方的深入沟通后才得到最终确认。比如，整个项目中原本是规划设计了专家公寓的，但在后来的交流中，非盟方面希望把专家公寓调整到项目二期，将一期总部大楼的相关区域改为办公区。北京建院设计团队快速跟进，完成了相关设计调整。“在整个（设计）过程中，其实就是一个相互磨合，相互沟通，互相退让的一个过程。”徐昊说。

第二类就是如何结合场地做出一个成本相对更低，又安全漂亮的设计方案。徐昊介绍，非洲疾控中心所在场地的特征是，整体的高差起伏比较复杂，最低点位于北侧中部排污水沟，场地内有一条很明显的雨水污水明沟。

于是，徐昊便让团队在基地内部通过对原有排水明沟改造再利用，草、灌、树、水相互结合，既保留了基地原有的地形地貌和文脉，又营造东非高原的苍茫辽阔。

▲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建设场地原状，从北侧看有雨水冲刷形成的沟渠以及人工修建的沟渠。 图/受访者供图

▲黄色虚线处为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场地内依照地貌构建的生态谷地。 图/受访者供图

节省成本

作为建筑设计单位，不仅要根据实际需要考虑增加什么，还要根据需要减少什么，即做到控制整个项目的工程成本。

徐昊表示，通常在设计阶段可以为建筑项目控制节省的成本大约为70%，剩余30%则在施工阶段实现。

非洲疾控中心因为场地西侧道路和东侧村庄均高于场地现状地面，形成基地东、西高中间低，南高北低，最高处海拔约2218米，最低处海拔约2207米，落差达11米。

▲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建设场地原状。图/受访者供图

“如果设计填高保证与四周地势齐平的话，那填的土方量就非常大。”徐昊说。粗略估算，两期工程总计9.9公顷，也就是9.9万平方米，高度是3米左右，也就需要大约30万立方米的土方量。

在设计上，徐昊就没有选择填高的方案，而是在场地周围修建一条排水沟，把场地外面汇入的水都流入排水沟，并通过场地最北侧既有的涵洞排走。场地内原有的因雨刷而成的明沟，则将其设计成一条绿化带，最终布置成景观带。这样“减少了大约22万立方米的土方量工程”，徐昊说。

作为项目实施企业，北京建院是非洲疾控中心的全过程管理单位，不仅负责项目前期考察、方案设计（从初步设计到施工图设计），还负责现场施工的各项事务协调和管理，包括施工监理，控制现场质量、现场安全、现场进度，以及与内外方协调，与受援国的沟通等。

▲北京建院现场管理组合影。图/受访者供图

北京建院非洲疾控中心总部项目现场管理组组长杨萌告诉新京报记者，作为项目现场管理组组长，在施工中遇到了很多困难。主要有两大困难，首先是疫情的影响，虽然埃塞俄比亚没有一直实施严格的疫情管控，但要想从中国进口材料设备，以及人员派出都要遵守中国国内的疫情管理，非洲疾控中心施工过程的两年，正好对应中国国内的疫情管理期。

新冠肺炎疫情对项目的影响在于，海运减少，集装箱价格涨了六七倍，更重要的是他们所需物资和人员无法及时到位。有些物资即便能够出港或者进港，他们也不得不从原来的现场查验变成视频查验。

▲严格做好入场材料检验。图/受访者供图

▲严格做好入场材料检验。图/受访者供图

第二个困难就是非洲疾控中心施工过程遇上了埃塞俄比亚长达两年的内战（2020年11月4日-2022年11月2日）。

杨萌介绍，非洲疾控中心是2020年12月底开始施工，2023年初完成了现场施工工作，并在1月11日举行了竣工仪式。而施工所需的进口物资是从非洲东部的吉布提港口卸货，走陆路从北部到达亚的斯亚贝巴，“正好经过打得最热闹的区域”。最初试图通过非盟的国际组织、埃塞俄比亚外交部帮忙居中协调，但最后，还是不得不绕道。

除了物资运送难题，杨萌介绍，当地货币比尔大幅贬值，导致物价上涨。考虑到治安风险，他们请当地警察驻守，最严重的时候需要派装甲车蹲守。“大使馆还要求我们制定紧急撤离方案，租的大巴车24小时守候，准备随时撤离”。

即便是在这样艰难的环境下，北京建院带领全体施工团队还是保质保量如期交付了非洲疾控中心一期项目。

▲图/受访者供图

▲图/受访者供图

三方验收

非洲疾控中心与一般建筑的最大不同是，项目涵盖建筑、生物安全、信息工程等多个领域，尤其是生物安全实验室的设计有着更严格的要求。

杨萌介绍，已建成的非洲疾控中心实验楼有两个P3实验室，6个P2实验室和2个P1实验室。该实验楼以著名华裔医学家伍连德命名。

公开资料记载，伍连德是一名马来西亚籍华裔。20世纪二三十年代，伍连德在中国的鼠疫防治工作中做出了突出贡献，并于1935年获得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提名，同年当选为国际科学史研究院通讯院士。

徐昊介绍，他们为了能够将这几个实验室建好，也是在做设计方案之前去了国内多个生物安全实验室考察学习。在设计上，主要是要满足公共卫生方面的一些特殊要求，如实验环境和实验设备。

以实验环境为例，生物安全实验室有空气洁净度的要求。比如实验室内需要一直处于负压状态，而且是从外部到核心实验室的大气压逐渐降低。“只有这样传染性病毒才不会泄漏，对社会构成危害。”徐昊说。

这就提出了一些限制性条件。比如，核心实验室没有窗户，实验室不能停电，必须设计有不间断电源（UPS），空调风机都需要有高效的过滤系统，要保证病毒不会通过风机泄漏。

“即使是水管，也与常见的不一样”，杨萌说。比如，水龙头不能设计成用手开关，而是胳膊肘碰的或者脚踩的开关，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不让病毒通过口、鼻、眼进入研究人员体内。

除了硬件的不一样，软件管理系统也有很大不同之处。非洲疾控中心实验室配有专门的数据中心，即几个集装箱式的服务器，这个数据中心（或叫软件平台），一共有8个模块，包括早期预警模块、舆情监测模块、实验室管理模块和应急处置模块等。

对于生物安全实验室的验收，也有专门的要求。杨萌介绍，非洲疾控中心项目的竣工验收包括三个方面：项目整体的建筑行业竣工验收、生物安全实验室专项验收、软件管理系统专项验收，即卫健委、工信部和商务部三方验收才算完成第一个环节的验收工作。非洲疾控中心项目获得了工程质量“优良”，项目管理企业和工程总承包企业履约评分“优秀”的成绩。

杨萌介绍，“对于这种援外项目，这通常叫对内验收”，此外还有一个对外验收环节，就是使用方的验收，他们验收通过了，项目才可以交付使用。

目前，非洲疾控中心项目已顺利完成对内和对外验收，并已投入使用。

新京报记者肖隆平 实习生贾靖楠

编辑 董玫

校对 杨许丽

来源：新京报    类型：转载